《长门怨》这首乐府旧曲,从它的起因和来历看,就是专门描写和抒发宫怨的作品。刘皂此作也不例外。封建帝王一个人霸占了无数妇女,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大部分人都因为青春虚掷、幸福无望而极端痛苦。出于对这些妇女的同情,出于对不合理的妃嫔制度的不满,宫怨——或者直揭惨状,或者代妇女舒怨洩愤,便成为古代诗人作家常常表现的主题之一。
当然,同是宫怨,诗人所揭示的问题却有多种,表现角度也颇多样,具体方法更是变化无穷。刘皂的《长门怨》共三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这三首的基本手法都是前二句写失宠官人的形状,后二句写失宠宫人的心情,而重点则在后二句。例如,其一云:“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将已断的君恩与不断的泪行作一鲜明对比。其二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感情表达得强烈而明快。这一首作者稍稍弄了点狡狯,前二句写宫人慵懒之态:蝉鬓慵梳,蛾眉不扫,故意制造了一种轻松随便的气氛和“惯承恩”的假象。后两句乃揭出宫人的内心痛苦。她的心事人们未必知道,实际上她是每日以泪洗面,这才使她成了 “一面残妆”啊!由于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取得了更佳的艺术效果。
宫怨诗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残忍不合理,这是其价值所在。但这类诗总是把基点放在宫人失宠,望宠以及与得宠者的矛盾上,而往往并不从根本上触动妃嫔制度。这又是其明显的局限性所在。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全诗十六句,按诗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每两句又为一个层次,逐层推进,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真珠一夜间的活动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情。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这两句开门见山,写真珠身带袅袅飘动的香风来到洛苑,有如仙姬神女自天而降。着一“下”字,又着一“飞”字,真珠飘然而至之状宛如亲睹,用字极为传神。
“寒鬓斜钗玉燕光,高飞唱月敲悬珰。”用《述异记》所载神女遗汉武帝玉钗,传至昭帝时宫人共谋欲碎之,玉钗化为白燕升天事。这两句写真珠鬓间斜簪一支晶莹闪光的玉钗,登上高飞,击悬珰以为节,对月歌唱。
“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红弦”代指筝声,盖唐时筝弦为红色。这两句写夜渐深沉,露冷风清,真珠犹自抚筝而弹,筝声掩抑低徊,有如哽咽之声,寄托着她幽怨的情思。
对真珠的筝声何以如此哀怨的问题,第七句作了解答:“花袍白马不归来。”原来是她心上的人儿迟迟未归,故将满怀愁绪寄托在怨声之中。“花袍白马”,寥寥四字,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第八句“浓蛾迭柳香唇醉”,言其蛾眉紧锁,有如柳叶之迭而不舒;香唇紧闭,有如醉酒之缄默不语。这句刻画了真珠若有所思的忧郁神态。
“金鹅屏风蜀山梦,鸾裾凤带行烟重。”“蜀山梦”,用宋玉《神女赋》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鸾裾凤带”,极言真珠妆饰之华丽。这两句,上句意谓:“花袍白马”终于不归,真珠不得已倚屏风假寐,期望能如巫山神女一般,与自己的心上人在梦中相会。下句意谓:由于真珠身着鸾裾凤带,梦魂殢重难行,不能如巫山神女一般行云行雨,故终未如愿。不过这句乃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真珠由于忧心忡忡,终夜不能成眠,因而她所期待的梦境根本无从出现。
“八骢笼晃脸差移,日丝繁散曛罗洞。”“八骢”,王琦以为当作“八窗”,且举鲍照诗“四户八绮窗”为证(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说近是。这两句大意为:真珠于朦胧之中,恍惚觉得有亮光在眼前晃动,转过脸一看,只见日光透过窗纱,丝丝缕缕射进屋中,原来天已大亮了。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十二句以真珠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场景则似在洛苑的一座高飞之上。这十二句留下了诸多悬念:如此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何以遭到她心上人的冷遇?她的那位“花袍白马”彻夜不归,又究竟去了何处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四句中作了解答。
“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楚腰”用楚灵王好细腰美人事,“卫鬓”用卫子夫因发多而美深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事,比处皆借指“曲陌”中妓女的妖容冶态。这两句意为:洛阳城南曲折的巷陌是妓女的聚居之地,那里一年到头热闹非常,浓妆艳抹的妓女多得如同四季盛开的鲜花。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陆郎”语出乐府《明下童曲》“陆郎乘班骓”,原指陈后主的狎客陆瑜,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泛指那些时常光顾“曲陌”的纨绔子弟,或者理解为特指真珠的那位“花袍白马”亦无不可。这两句说:妓女们轻舒歌喉,歌声美妙,嘹亮入云,她们娇态毕露,拉扯着那班荡子的衣衫,殷勤地挽留他们。
以上四句,场景转换到了“市南曲陌”,主人公也换成了“楚腰卫鬓”。这四句暗示出那位“花袍白马”的行踪,而真珠失宠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首诗文字较为艰涩,寓意也较深曲,其主旨何在,颇费索解。当然,此诗有可能是一首纪实之作,诗人据所见或所闻,直书其事,以表达对真珠不幸遭遇之同情。如果联系李贺坎坷蹇塞的身世及其创作继承了《楚辞·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等因素来考虑,则更有可能是一首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诗人通过娼妓妖媚惑人、名姝反遭冷落这一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兰蕙摧折、萧艾方滋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牢骚愤懑之情。姚文燮注《昌谷集》,以史证诗,虽多穿凿附会,但他指出此诗“托言以明所遇之不偶”,可谓先得我心,故其言对理解此诗的主旨颇有启示。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有两点较为显著:
第一,结构奇突,通过反跌的手法,有力的强化了主题。
这首诗的结构很不匀称,前一部分为十二句,后一部分只有四句。前十二句诗人用浓墨重笔,从才艺出众、气质雍容、姿色美艳、妆饰华贵、感情深沉专一等各个侧面,精心地刻画出一个动人的美女形象。但后四句陡然逆转,却又把这一形象的价值轻轻地一笔勾销了。而且前十二句越是把真珠描绘得可爱可贵,其结果却是她越被反跌得可叹可悲。这种奇突的结构形式,更加深刻地突出了真珠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有力地强化了全诗的主题。
第二,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构成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
李贺遣词,力求华贵艳丽。在此诗中,风是“香风”,弦是“红弦”,唇是“香唇”,喉是“玉喉”,洞是“罗洞”。诗中又点缀了许多富于美感的事物,号“兰风桂露”、“花袍白马”、“浓蛾迭柳”、“金鹅屏风”、“鸾裾凤带”、“楚腰卫鬓”等等。故而诗中镂金错玉,一片珠光宝气,构成了一种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与女主人公真珠的身份十分相称,为更好地烘托气氛、刻画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羁旅诗。《归信吟》秉承诗人一贯的表现苦吟的诗风。前两句写远游在外的诗人一边洒泪,一边写信给远方的亲人;后两句写自己的魂也随着信一起回到万里之外的亲人身边。表现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以泪墨修家书已见思念之深,可“书去”自己的魂也一同随着去了,更见思念之苦。可以想象诗人在外漂泊的凄苦。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正道出了此诗的特点。一个“泪”字可见诗人心中凄苦之情,所以诗人是挥泪作墨。“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