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所说的共读韦苏州（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感旧诗》中又说：“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此时二人皆在做官，行动并不自由。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是诗人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喜的。
第二首是诗人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他离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化用“山公”山简事。山简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闲适，但是嗜好喝酒，一喝就喝到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他离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评苏轼苏辙两人的诗风：“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
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黄庭坚曾赞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他的词纤细平易，如《蝶恋花》：“路转河回寒日暮，连峰不计重回顾。”《南乡子》：“花样腰身宫样立，婷婷，困倚阑干一欠伸。”《菩萨蛮》：“天上隔年期，人间长别离。”都是较有名气的词句。但是，最足以代表他的词风的，则是这首《清平乐》。
这首词描绘秋天景色。上片写晨景，下片写夜晚。
“秋光烛地，帘幕生秋意。”开宗明义，写秋景，“秋光”、“秋意”，一派秋天的气氛。“露叶翻风惊鹊坠，暗落青林红子。”进一步写秋景，含着露水的树叶，由于秋风的吹动，纷纷落下，连树上的鹊雀，也被惊动了。言简意赅，细腻生动，几个字，便勾勒出一个正在落叶的生动画面。“一叶知秋”，作者抓住了这一最有特征性的动态，一下子把秋景写活了。语言、画面、意境，都活灵活现地摆在读者的面前。
“微行声断长廊，熏炉衾换生香。”入夜了，秋天的夜晚是凄凉的：走廊的脚步声没有了；火炉里散发出木柴燃烧后的香气。夜深了，“灭烛却延明月，揽衣先怯微凉。”吹熄了蜡烛，月光却照进屋中；词人感到秋天的凉意，将衣披在身上。
这首词，情意深婉，用语精警，笔力拗峭，颇能代表陈师道的词风。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陈无己所作数十首，号曰语业，妙处如其诗。但用意太深，有时僻涩。”这样的优点与缺点，在这首词中均有所体现。
纳兰之心，细致到微小的野果亦能勾起忧虑重重。
《元霞宫记》中有对红姑娘描述道： “金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西风瑟瑟惹得些微寒意，翠袖斜倚阑干，清清朗朗的，红姑娘好似少女般温婉可爱。花冠似有丝织之感，美艳轻柔，殷红之色视同红玛瑙，红姑娘形色甚是好看。首句“骚屑”，意为风声，汉时刘向《九议·思古》中有“风骚屑以摇木兮，雪吸吸以湫戾”。
行文至此皆是刻画红姑娘之态，读来惹人喜爱，可以想象一片葱郁之景，引得人心随它沉醉在一片风情之中。霞前半部分基调积极，呈现的多是欢愉。
但至下片语意顿转，质问“霞宫事往凭谁问”，霎时转为沉重的历史之思，洋溢的许是悲苦之意。朱颜无恙，过往何存，野果如今还依稀尚存，葱葱郁郁美好地保留着，点缀着这个世间，当年王朝却早已沦为陈迹。依稀只记得当年元代至正年问，宫殿前的红姑娘争相娇艳，宫中女子争相采摘插戴，一派活泼场面。而今只留萧条旧宫，美景依旧，对比之下更显得寥落。
至正年间用作背景，自有深意。至正即元惠宗顺帝第三个年号，霞时值元末。顺帝昏庸，不谙权术，有一年元朝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加之为治水加重徭役，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后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最终，元朝灭亡，政权为朱元璋所夺。霞至正年间这一时代背景隐藏些耐人寻味的意味。纳兰借用此典，表达的或许是今昔之叹，又或许有对时下的深深忧虑。
再细究“无恙是朱颜”，又要联想纳兰对后主词的偏爱。这朱颜一词，正是因李后主的绝笔《虞美人》而出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每每轻诵此句，都是满怀的怅惘无奈。 “欲语泪先流”的凄婉动人，都寄附于犹在的雕栏玉砌上，偏是为了那不再的朱颜。传达之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百般无奈，与纳兰的“霞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一句，可谓异曲同工。纳兰迷后主之词，确实得其精髓而不失纳兰之风。
后主句中的“朱颜”单从释义上看， “朱颜，即红颜，少女的代称”，表义上看应指南唐旧日的宫女，当然后人也有理解其还应包括旧日南唐的青山、碧水、明月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当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从一个尽享君主之乐的国君沦为亡国之俘，辛酸不已，每日以泪洗面，霞感叹，当初“物是”，如今“人非”。
纳兰深得后主词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叹得沉郁内敛，自有精魂。花草之趣，植株争艳之景，人处虽小，小中见大。历史遗恨，不用说尽往昔风华绝代，只需轻轻勾勒当下的细枝末节，就足够令怀史之人，流尽含恨之泪。
深感今昔之别，变迁之苦，而今之世，也不知能否安定。扼腕之痛，忧心之苦，郁结之人，轻轻问道： “霞宫事往凭谁问”就足够引人哀愁万分。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
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