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意中可知，这是贺知章早晨离别故乡，出发去远方之地的一首诗作。从贺知章的生平看，可能是年青时离开永兴县去长安赶考的一首诗。永兴在越西的水网地带，当年民间交通以小船为多，贺知章一早出发时坐的便是舟舡，先送到驿道上的一个渡头，再转入大道。从“江皋”、“海潮”两句看，写诗地应在海边的浙江西陵渡一带，对江便是杭州城的吴山和玉皇山。从晨露溶溶等描述看，贺知章故居到江皋的时间约行了一两个小时，路程有二三十里，因中间隔着萧然山，看不见故居，所以像似“故乡杳无际”了。
由于贺知章青少年时离开了“思家桥村”，迁居至来苏乡潘水河边，所以他是从来苏乡坐船出发，经官河或西城湖水道进入西陵驿的。全程约三十里。
首联“江皋”是指钱塘江边的西陵渡头，贺知章及送行的亲友们听到了晨雾中传来的钟声。上岸后，船工开始整理船舱，用小木桨把船里的积水抛向外面，并准备回去，所以叫做“轻枻理还舡”。第二联写早晨江边的光景，夜色未尽下的海潮还隐隐约约的起伏，但正在退去。而吴山下的晨雾一阵一阵地涌动着。“川”指两山间或山坞中的平地，山气和地气在这里大量交融，形成溶溶雾水。沙滩上已见到鸟儿在飞翔，尤其是北岸的诸多山峰，还像埋在云雾中一样，缥缈难见。全诗表达了贺知章心向远方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情，也写出了钱塘江畔的优美景色。
最后一句“故乡杳无际，明发怀朋从。”着重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留恋，对亲友的深情。当时，他回头去看了一眼故里坊宅，只见到了萧然山的外貌，而家乡似乎已在无边无际的地方了，潘水边的云门寺等更是全无踪影。再说亲友们已经回去了，这时怀乡之情便油然而生。如果这次远行是去长安应举的话，那么贺知章五十年后写《回乡偶书》的意境正好与《晓发》相对应。
这首春词是用少女眼光中的暮春景象展现她蹙眉惜春的心态。欧阳炯的《三字令》“春欲尽，日迟迟”一首，从春尽人不归的艺术角度，运笔随意而着重于刻画佳人的无限相思。至于抒发青春难驻，临老伤春的感觉，张先的《天仙子》具有代表性。上片云：“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青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这种时光易逝的送春感触，写得神韵高妙，但词人流露出的情绪却是深沉和忧愁的，有着无穷的感伤。张元干这首词的艺术构思与上两首不同，情调旷达洒脱，可谓别具一格。
首先从词的组织结构来看，词人没有采用上景下情的框架，而紧扣送春留春的主旨，直抒情怀，一气呵成。起句“春来春去催人老”，即写出了作者对春去的内心感应。春来春去，时光匆匆易逝。这对于垂老之人，最容易引起心情的翻腾。张先词的“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所流露的是一种人事纷繁、朱颜易改的感伤情调。这首词中所承接的是“老夫争肯输年少”。词人虽然已是“老夫”，但是心中没有悲感，还具有年青人的活力。正是这种不服老的自在洒脱的襟怀，才能生发出插花起舞、把酒留春的势态，使上下片一气呵成。
其次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张元干晚年遭逢厄运，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是壮志依存。诗人投闲的二十余年，并未忘掉中原遗恨，但又是抱着“心存自在天，脚踏安乐地”的旷达情怀。
词中所写“坐中偶书”的感受，似是信手拈来，实是胸襟情怀的真实流露。值得提出的是“醉后少年狂”一句，是借用苏轼《江城子》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趣。而“管领风光处”则是化用白居易《早春晚归》“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的诗意。此处与“插花还起舞”相连接，充分体现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旷达乐观的风貌。这首词中性灵的流露，具有一种真实、自然之美。
这首自抒情怀的词作，语言朴质自然，明白晓畅。“醉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语意显露，造句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又不落前人窠臼。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倾吐，既是时光与生命相撞击产生的火花，又疑聚着词人“坐中”瞬间的真实感受，因而富有自然的风韵。
此诗首句用“东风吹落战尘沙”隐喻宋室灭亡；次句以“梦想西湖处士家”，借林逋的故事暗写故国之思；第三句一个“恐”字，表达作者内心的担忧，而“江南春意减”则暗叹江南备受摧残；第四句点明作诗的深意与梅无关。全诗以观梅而有感，而引发联想，但全文的主旨都与眼前盛开的梅花无关，这样言此物写彼物的手法，让情感更加深厚而沉重，曲折中见深意。
东风骀荡，摇枝拂叶，吹去了蒙在梅花上面的尘沙，花蕊花瓣，一概显露出清新的面庞。如此雅洁怡人的氛围，本该令游人陶醉，而诗人却偏要将这沙尘，想像为战火中的尘埃，因为，他从眼前的梅花联想到另外一个梅花的世界。那里刚刚经受了战火的摧残，那里曾经是西湖处士的隐居之地，那里曾是他的希望，那里是他醒里梦里都不曾忘却过的宋国京城。此诗作者虽然从未做过宋朝的臣民，但是，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汉族人的宋都对于他始终是富于诱惑力的，这里的一个“梦”字，足以表白他那种朝思暮想的痴情。
想起江南之后，诗人的感情立刻变得细腻，语气也委婉起来。他担心江南的梅花大概不会如此鲜艳，江南的春景必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对于蒙元初入中原的残酷洗劫，诗人耳闻目睹，记忆犹新，他担心那“大乱凡数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武强尉孙君墓铭》）的惨状是否会在江南重现，所以，他在末句中直率地说出，他的《观梅有感》其实并非为梅花着想。他也许曾经憧憬过林逋所处的时代及其环境，同样身为隐士，一个伴梅饲鹤，受到皇帝的褒奖；一个却生活在异族统治者的铁蹄之下，而如今，那样一块圣地也许永久地消失了，他不能不为自己，也为所有的汉人痛心疾首。
此诗短小精悍，音节铿锵，读来朗朗上口。全篇未用任何典故，照样发人深省，意味深长。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深沉的意蕴，完全得益于象征的手法。不过，象征毕竟太含蓄，太沉闷，难以容纳诗人全部的思想和愤恨，因此诗的结尾处又否定了象征手法。“此心元不为梅花”一句，实打实地透露出作者的真实感慨，犹如阴云郁积很久之后的一声闷雷，虽然沉闷了些，总算给人以希望，为全诗抹上了一道亮光。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