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这首词借物咏怀，表达了女主人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

　　暮春三月，繁花盛开，草木葱茏，一双燕子飞去飞回，匆匆忙忙的衔泥筑巢。它们将巢安安稳稳的筑在房屋的杏梁之上，终成就了美好的烟缘。而独处于闺中的女子勒？她看到了筑巢的燕子，它们双宿双飞的恩爱情态多么令她羡慕。

　　“衔泥燕，飞到画堂前。占得杏梁安稳处，”这三句写燕子筑巢，以动态咏物。“衔”、“飞”、“占”三个动作，便将燕子筑巢的全过程完整的写了出来，一气呵成。

　　“体轻唯有主人怜，堪羡好因缘。”这两句写闺中思妇的感叹。这首咏物词并非止于对燕子的描写，而是借物喻情，由燕及人。女主人公看到结伴而飞的燕子不禁感悟伤神她哀叹自己形单影只，无人怜爱，羡慕梁间燕子的美好烟缘。

　　这首小令仅仅二十七个字，却写得形神兼备，深隐含蓄，极富情致。语言通俗，感情真挚，带有浓郁的民间风味。

　　词的上阕在写景物，“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一出语便已入哀景之中，从后句“桃园望断无寻处”可以想到，楼台、津渡都是因情所设之景，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由词人内心的不被人理解的情怀，无处宣泄所生出无人问津之感。桃花一语又让人联想到了桃花源记一文，诗人也正是想表达出一种离世厌俗的情感。常常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后的第一反应大多数也是出世，出离。浸淫于佛道的太虚，更是如此。在其稍晚些的作品《宁浦书事》中就提到了“我岂更求荣达”之语。在《反初》中也流露出了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又将情景拉入到了悲凉之谷底，可堪孤馆和一个寒字，写尽了词人心中的孤苦凄凉，杜鹃啼血，本就凄凉又怎堪残阳日暮。自古日暮是归途，词人或许是在感叹自己生命将暮，或许在感叹仕途将暮。独在异乡，偏听子规，子规子规，何时子归。诗人或许又在感叹自己离别亲人，远离家乡的哀愁吧。在《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中，少游哀叹“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从景物之凄凉，过渡到了内心之凄凉。在《宁浦书事》“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一语中，他更加直白地流露出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感。有理由相信，词人此时听到子规啼夜的心情是无比惆怅的，再加上孤身一人，念及家乡也是情理之中。

　　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见于《荆州记》和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

　　故于第三句急转，“砌成此恨无重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担。一个“砌”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恨什么？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一朝奇祸作，漂零至于是。”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与党祸相联。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但他忧谗畏讥，不能说透。于是化实为虚，作宕开之笔，借眼前山水作痴痴一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关于这两句的蕴意，或以为：“郴江也不耐山城的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胡云翼《宋词选》）或以为词人“反躬自问”，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的呀，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切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呢？”（《唐宋词鉴赏辞典》）见仁见智。

　　依笔者拙意，对这两句蕴意的把握，或可空灵一些。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它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样苦涩、荒凉的远方啊！正如叶嘉莹先生评此词说：“头三句的象征与结尾的发问有类似《天问》的深悲沉恨的问语，写得这样沉痛，是他过人的成就，是词里的一个进展。”（《唐宋词十七讲》）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升而并黜”的苏轼，同病相怜更具一份知己的灵感犀心，亦绝爱其尾两句，及闻其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自书于扇面以志不忘。是以王士祯云：“高山流水之悲，千古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带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结饮誉词坛。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王国维（静安），以东坡赏其后二语为“皮相”。持论未免偏颇。深味末二句“郴江”之问，其气格、意蕴，毫不愧色于“可堪”二句。所谓东坡“皮相”之赏，亦可谓“解人正不易得”。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两军厮杀的观战记，倏来忽往，更显出一种速写式的精炼与激烈。人手的角度也颇为新颖，是从一名牧人在无意中的遭遇和目击来展开全篇。和平的牧野转眼间变成了血肉纷飞的战场，这就更增添了战争的残酷意味。曲中插入的两组感受和评论：“俺牛羊散失，你可甚人马平安”，“把一座介丘县，生纽做枉死城，却翻做鬼门关”，更是老辣当行。这支散曲绘声绘色，情景栩栩如生，令人过目难忘。

　　起笔从“牛羊”开始。牛羊感觉敏锐，觉察到情况异常，发生了骚动。牧人起初并未意识到危险，“犹恐”说明他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牛羊的失常上，“子索”、“不住”，显示出他竭力控制牧群的手忙脚乱。“紧遮拦”的努力多少奏了效，这才发现了牲畜受惊的外界原因——“枪刀军马无住岸”。这一起笔细腻而真实，借机交代了对阵两军的突然出现与渐次逼近。由牛羊的惊散渐而写到牧人的惊走，战争的残酷气息便先已笼罩全篇。作者安排牧人由“走”到“听”，“听罢”再探出草丛爬上高阜“偷睛看”，既渲染出一种紧张的氛围，又省略了两军交战的最初接触，使牧人作壁上观，一下子就目击到了短兵相接的关键景象。

　　“吸力力振动地户天关”是杀声，更是一股杀气，这是从大处着笔。“那枪”等三句，则细绘了刀来枪往的三组具体镜头。“忽地”、“亨地”、“扑地”都是象声，而“忽地”兼有突然意，“亨(呼)地”兼有沉重意，“扑地”兼有扑倒意，加上“刺”、“掘”、“抢”等形象的动词，使激烈的战况显得惊心动魄。对于像牧人这样的平民百姓来说，这些血淋淋的景象是终生难忘的，因而他在惊魂未定中的现场感受，也就更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与认同。

　　最后一支[采茶歌]中，胜负已成定局，于是败军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而胜方则毫不留情地乘势追击。末三句便表现了追赶的情形。“歪刺刺”在此是象声词，而三字又有东倒西歪的本义，作者有意用上，多少含有讽刺愤蔑的微意。特意表出“饮牛湾”，以及“红尘遮望眼”、“红叶落空山”的景色描写，都是在同时强调战争对宁静生活的骚扰与破坏。至此我们更可理解作者安排牧人为曲中主角的用心，正是为了表现无辜百姓对战乱带来惊恐威胁的愤怒与控诉。

　　这支散曲绘声绘色，情景栩栩如生，令人过目难忘。语言上带有民间文学的强烈特色，如运用大量的口语、象声词，运用顶真手法，使用尖新生动的对仗等等。尤其是曲中插入的两组感受和评论：“俺牛羊散失，你可甚人马平安”，“把一座介丘县，生纽做枉死城，却翻做鬼门关”，更是老辣当行。前者利用“牛羊散失”与“人马平安”的字面对仗，化常语为尖巧；后者则搬用说唱中的习语，恰合“鏖兵”的题面与本质。无论从题材、语言及表现手法来说，这支无名氏的作品，在元散曲中都是别具一格、令人刮目相看的。

　　这首七古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内容不同，《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未写战斗，是通过将士顶风冒雪的夜行军情景烘托必胜之势；此诗则直写战阵之事，具体手法也有所不同。此诗可分四层。

　　起首六句写战斗以前两军对垒的紧张状态。虽是制造气氛，却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从自然环境落笔不同。那里是飞沙走石，暗示将有一场激战；而这里却直接从战阵入手：军府驻地的城头，角声划破夜空，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沉寂，暗示部队已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据《史记·天官书》：“昴为髦头（旄头），胡星也”，古人认为旄头跳跃主胡兵大起，而“旄头落”则主胡兵覆灭。“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连用“轮台城”三字开头，造成连贯的语势，烘托出围绕此城的战时气氛。把“夜吹角”与“旄头落”两种现象联系起来，既能表达一种敌忾的意味，又象征唐军之必胜。气氛酝足，然后倒插一笔：“羽书昨夜过渠黎（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单于已在金山（阿尔泰山）西”，交待出局势紧张的原因在于胡兵入寇。果因倒置的手法，使开篇奇突警湛。“单于已在金山西”与“汉兵屯在轮台北”，以相同句式，两个“在”字，写出两军对垒之势。敌对双方如此逼近，以至“戍楼西望烟尘黑”，写出一种濒临激战的静默。局势之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紧接四句写白昼出师与接仗。手法上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写夜行军大不一样，那里是衔枚急走，不闻人声，极力描写自然；而这里极力渲染吹笛伐鼓，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突出军队的声威。开篇是那样奇突，而写出师是如此从容、镇定，一张一弛，气势益显。作者写自然好写大风大雪、极寒酷热，而这里写军事也是同一作风，将是拥旄（节旄，军权之象征）之“上将”，三军则写作“大军”，士卒呐喊是“大呼”。总之，“其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好象一百二十面鼓，七十面金钲合奏的鼓吹曲一样，十分震动人的耳鼓。和那丝竹一般细碎而悲哀的诗人正相反对。”（徐嘉瑞《岑参》）于是军队的声威超于自然之上，仿佛冰冻的雪海亦为之汹涌，巍巍阴山亦为之摇撼，这出神入化之笔表现出一种所向无敌的气概。

　　“三军大呼阴山动”，似乎胡兵亦将败如山倒。殊不知下面四句中，作者拗折一笔，战斗并非势如破竹，而斗争异常艰苦。“虏塞兵气连云屯”，极言对方军队集结之多。诗人借对方兵力强大以突出己方兵力的更为强大，这种以强衬强的手法极妙。“战场白骨缠草根”，借战场气氛之惨淡暗示战斗必有重大伤亡。以下两句又极写气候之奇寒。“剑河”、“沙口”这些地名有泛指意味，地名本身亦似带杀气；写风曰“急”，写雪片曰“阔”，均突出了边地气候之特征；而“石冻马蹄脱”一语尤奇：石头本硬，“石冻”则更硬，竟能使马蹄脱落，则战争之艰苦就不言而喻了。作者写奇寒与牺牲，似是渲染战争之恐怖，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意志坚忍、喜好宏伟壮烈事物的诗人，如此淋漓兴会地写战场的严寒与危苦，是在直面正视和欣赏一种悲壮画面，他这样写，正是歌颂将士之奋不顾身。他越是写危险与痛苦，便“越发得意，好象吃辣子的人，越辣的眼泪出，更越发快活。”（徐嘉瑞《岑参》）下一层中说到“甘苦辛”，亦应有他自身体验在内。

　　末四句照应题目，预祝奏凯，以颂扬作结。封常清于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以节度使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汉时位次宰相，故诗中美称为“亚相”。“誓将报主静边尘”，虽只写“誓”，但通过前面两层对战争的正面叙写与侧面烘托，已经有力地暗示出此战必胜的结局。末二句预祝之词，说“谁不见”，意味着古人之功名书在简策，万口流传，早觉不新鲜了，数风流人物，则当看今朝。“今见功名胜古人”，朴质无华而掷地有声，遥应篇首而足以振起全篇。上一层写战斗艰苦而此处写战胜之荣耀，一抑一扬，跌宕生姿。前此皆两句转韵，节奏较促，此四句却一韵流转而下，恰有奏捷的轻松愉快之感。在别的诗人看来，一面是“战场白骨缠草根”而一面是“今见功名胜古人”，不免生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类感慨，盖其同情在于弱者一面。而作为盛唐时代浪漫诗风的重要代表作家的岑参，则更喜欢强者，喜欢塑造“超人”的形象。读者从“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所感到的正是如此。

　　全诗四层写来一张一弛，顿挫抑扬，结构紧凑，音情配合极好。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又运用象征、想象和夸张等手法，特别是渲染大军声威，造成极宏伟壮阔的画面，使全诗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和边塞生活的气息，成功地表现了三军将士建功报国的英勇气概。就此而言，又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