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诗题“蜀国弦”，是乐曲名。李贺诗中多次写到蜀国弦，如“拂袖风吹蜀国弦”（《牡丹种曲》），“蜀国弦中双凤语”（《听颖师琴歌》），均指乐曲，可证此诗所写是蜀国乐曲。

　　头两句说，傍晚，在微风细浪的濯锦江边，枫树散播着浓郁的芳香。野花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晖之中。碧绿的锦江水，倒映着南山青苍静穆的影子。这幅自然风景幽雅秀丽，令人悠然神往。画面上没有声音，但隐约表现出一股轻柔清丽、闲静恬美的音乐旋律。诗人在开篇既没有点出演奏者，也没有交待弹拨的是何种乐器，甚至连题中的弦字也未提及，而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用两幅形象鲜明的景物画面来描写音乐的情调和节奏，把读者一下子就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感受到赏心悦耳，移情动志的音乐魅力。

　　三、四句又展现出两幅自然景物画面。“坠猿哀”，用杜甫《泥功山》句意，写猿猴跳越山谷，坠落时发出哀啼。蜀地多猿，盛弘之《荆州记》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两句说：弦声由舒缓、轻柔、恬美忽而转为惊骇哀愁，好像高山危石，慑人魂魄，又似猿猱跃涧，坠谷哀鸣；听曲者的眼前还展现出绵延起伏的山岭，碧森森的竹林与雾濛濛的烟云在山半腰相绕，好象在互抒愁思。这一联，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同时显露，诗人还用了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惊”、“哀”、“愁”这几个字眼，渲声弦声，使人心惊胆颤、哀愁感伤的巨大艺术力量，暗示出弦乐曲调已发生了由低到高、由徐到疾、由轻柔婉转到激越紧张的骤变。

　　五、六两句，诗人所描写的弦声又由刚转柔，形象地表现出一弯凉月，从清冷的秋浦之上冉冉升起，月光射入水中，照见水底白沙，粼粼有光的景象。凉月秋浦、清水白沙，弦声多么明净、凄清、幽冷!乐曲的旋律起伏回荡，倏忽变化，如波翻浪涌，姿态横生。

　　收尾两句，诗人描绘乐声的手段又有变化，由前三联借自然景色状乐声转为以社会人事表声情。“红泪客”用了王子年《拾遗记》的一个典故：魏时女子薛灵芸和父母分别时依依不舍，泪下沾衣，途中用玉唾壶承泪。到京师，壶中泪凝如血。这两句说：弦声忽然又显得如泣如诉，好象传说中与家乡亲人离别的女子，泪落如雨，凝而为血，不愿越过蜀国的门户瞿塘峡。前三联用鲜明可视的物象直接描绘弦声，这一联以带着浓烈哀伤情思的事象诱人去联想弦声，表现的素材是不同的。比较起来，这一联的事象不如前三联的物象那么具体易感，但仍然可以想象得出，这支蜀国弦乐曲至此奏出了高潮——那瞿塘峡狂风的呼啸声和涡流的咆哮声，交织着女子呜咽悲哭之声，传达出一股强烈而缠绵的恋乡之情，摇撼着读者的耳鼓，叩击着读者的心弦，全诗就在这感情的高潮中戛然而止。

　　关于《蜀国弦》的题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初姚文燮钩稽史实，以史证诗，以比兴之义逐一诠释诗中意象的政治含蕴，推定此诗“为迁客伤”，未免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但他指出诗中写“蜀弦之哀”，又认为“诸本仅注弦，觉少清味”，还是中肯的。诗中交织地描写枫香花静、水影南山之清丽恬美，凉月秋浦、玉沙粼粼之凄清幽冷，以及红泪客不肯过瞿塘之缠绵哀伤，可以说诗人是借写蜀弦之悲喜哀乐，抒写对蜀国的怀恋情绪。这样理解比较恰当。

　　《蜀国弦》描写音乐形象鲜明，变化倏忽，精细入微，在表现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它不同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主要采取以声摹声，而是侧重以形写声，并充分调动了视、听、触、味等多种感觉。诗中的“香”、“静”、“凉”分别从味觉、触觉着笔；即以视觉来说，就兼写了形、影、光、色、动、静。更妙的是，诗人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意象，都是蜀地特有的风光、景物、传说，用它们来描状蜀国弦声，更显得丝丝入扣，从而精确地传达出蜀国弦声独特的韵味。《蜀国弦》又不同于李贺描写音乐的另外两首名作《李凭箜篌引》和《听颖师弹琴》。那两首诗在意象的光怪陆离和意境的诡幻斑烂方面胜于《蜀国弦》，但它们都在诗中点明了演奏者、演奏的乐器，甚至写出乐器的形质；《蜀国弦》除标题外，篇中无一字提及弦，亦自有其含蓄蕴藉、诱人寻味的特色。

　　该诗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捣衣女子对出征边塞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盼望战争早日结束、丈夫早日归来团聚的急迫心情。全诗五七言杂用，笔法含蓄细腻，意境优美，辞藻华丽。

　　前四句为第一层， 主要是运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反映妇女们给丈夫缝制衣裳时轻捣布帛的凄凉忧伤情景。

　　诗一开始，通过交代捣衣的地点、时间、人物，把读者引入一种特有的凄凉境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长安城中，时间是秋天的夜晚，人物是美丽的女子，她们正在精美的捣衣石上用木棒轻捣黄色的布帛，使之柔软，准备为离家远戍边塞的丈夫缝制御寒的衣裳。首句的“秋夜长”，一个“长”字写出了女子的无限惆怅，她们的日子是多么难熬，有着度日如年的感受。第二句用了许多修饰词，“佳人”写出了女子的年轻美貌， “锦石”写捣衣石的精美， “流黄”是借代词，指黄色的布帛鲜艳漂亮。男耕女织本是中国劳动家庭的合理分工，秋夜里美貌的女子在精美的捣衣石上轻捣丝帛，这本来是一幅意、境俱美的织妇画， 富有强烈的审美意义，然而长夜难熬，却使这美好的生活带上了凄苦悲凉、孤独寂寞的气氛和色彩。作者运用这种笔法来突出妇女为远戍边塞的丈夫捣衣时所引起的思念之情，音调凄婉，颇有情韵。

　　接下去的两句 “香杵纹砧知近远，传捣递响何凄凉”写捣衣捣：妇女们捣衣的捣响有远有近， 次第传来，十分凄凉。如果说前两句是叙写一位美貌女子捣衣时的凄苦和寂寥，用词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推而广之，写众多的妇女都在为丈夫赶制御寒的戍衣，秋季的到来，预兆着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妇女们一边捣布，一边深切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从这远近传来、次第错落的捣衣捣中，不仅可以听到她们的哀怨， 而且可以听到她们的泣诉！也许她们正是用响亮的捣衣捣来掩盖自己的悲苦泣诉！这彼起此伏的捣衣捣互相响应着，表现出她们对战争的愤怒抗议。

　　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抒情，表现妇女们对远戍边塞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

　　“七夕长河烂， 中秋明月光”，这一联是五言诗句。 银河星系是人们肉眼看见的星座最多、光彩灿烂的星系，所以这里说“长河烂”；中秋节的时候明月满弦， 月光明亮， 古代习俗常常以中秋为家人团圆的日子， 古诗中亦常用中秋明月寄托相思之情。所以这两句诗即是以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和中秋家人团圆的习俗，来反衬出捣衣妇女的独居凄凉及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寓意更加明确。前面一句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指天气渐渐冷了， 一年又将过去， 寓意着丈夫的戍役遥无期限； 一层是说守戍边地的亲人绝断了音信，死活不得而知，妇女们想念得更加焦虑凄苦。后面一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在居处的楼上观察天狼星的动向， 盼望着边塞的战争已经停息，侵略者已被击退，丈夫能够早日回家来团圆。

　　这两层意思之间，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