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至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至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至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牡丹,天香国色,堪称“国花”。特别在唐代,牡丹,也是咏花诗的“热点”。但稍加留意,诗人们赏牡丹、赞牡丹,多尽往富丽说,极从欢情言,往往把牡丹作为荣华显贵的象征。然而,韩琮著的这首《牡丹》,吟咏后却有另一番感慨。
“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成阴始放红。”在首联里先赞扬牡丹的品格:一是不出风头,在桃杏开花的早春时候,不与百花争艳;二是谨慎务实,不在自己条件成熟(“叶帐成阴”)时不崭露才华(红)。
“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接着在颔联里继续赞美牡丹的高雅和奉献。“晓艳远分金掌露”,说的是牡丹在早晨用它鲜艳如“金掌露”般的花苞在高处凝聚,承接那降落洁净清凉的露水。传说汉武帝求长生不老,以青铜铸造铜人,高擎铜盘,承接甘露称“金掌露”,以供服用。牡丹由于滋润着天赐的甘露,色更艳,香益浓,所以能“暮香深惹玉堂风”——在晚上它把幽香飘溢,与“玉堂(豪华富丽的住宅)”的香风争“惹”呢!这里,一“晓”一“暮”,概括总体,互为因果;“远分”“深惹”、上纵下横,动漪静美,尽情地把牡丹赞颂。看来诗中的牡丹,并非富贵荣禄之辈,而是赏雅惹俗的高士!
“名移兰杜千年后,贵擅笙歌百醉中。”在群芳中,牡丹却遭到嫉妒,可是嫉妒者仍然是徒劳一场。颈联中诗人先讥讽道:“名移兰杜千年后”。这里的“移”字作“改变”讲。意思是说:即使像兰草、杜若一类的名花要想改变得像牡丹那样,至少得一千年以后呢!接着才充满自信地赞道:还是你啊,牡丹!“贵擅笙歌百醉中”——你是花中之王,独占尊位,比动听的笙歌还醉人哩!
“如梦如仙忽零落,暮霞何处绿屏空。”牡丹的命运毕竟是不幸的:“如梦如仙忽飘零”,一个“忽”字,道出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暮霞何处绿屏空”承上句“忽零落”而结。“暮霞”喻牡丹花;“绿屏”喻牡丹叶,喻比十分形象。这里诗人无限惆怅、无限深沉地感叹道:牡丹花啊,为什么像梦中的仙人一样飘走了,只空留下绿色似屏的叶子呢?此句颇有后人李清照“绿肥红瘦”的韵味。
首联写牡丹的品格,颔联写牡丹的贡献,颈联转诉牡丹对嫉妒者的蔑视,尾联以落花飘零告终。全诗字字写花,处处喻人,紧密结合自己的心事,正似诗人在大中十二年(858)被都将石载顺等驱逐以后失官时心情的自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