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一七八年（南宋淳熙五年）春二月，陆游自蜀东归，秋初抵武昌。这首词是作者在将要到武昌的船中所写的。
上片写行程及景色。“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写作者只身乘归吴的船只，虽经过了许多水陆途程，但前路还很遥远。陆游在蜀的《秋思》诗，已有“吴樯楚柁动归思，陇月巴云空复情”之句；动身离蜀的《叙州》诗，又有“楚柁吴樯又远游，浣花行乐梦西州”之句。屡言“吴樯”，无非指归吴的船只。担忧前程的遥远，寄归梦于吴樯，也无非是表达归吴急切的心情，希望船行顺利、迅速而已。妙在“寄梦”一事，措语新奇，富有想象力，有如李白诗之写“我寄愁心与明月”。“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想见”，是临近武昌时的设想。
武昌有江山草树之胜，崔颢《黄鹤楼》诗，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之句。作者设想在傍晚夕阳中船抵武昌，系缆于洲边上，必然能看见山上山下，一片烟树参差起伏的胜景时的情景。单单一个“认”字，便见是归途重游，已有前游印象，可以对照辨认。这三句，写景既美，又切武昌情况；用笔贴实凝炼，而又灵活有情韵。
下片抒情。“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上句自叹年老，是年五十四岁；下句追思曾为朝官，离开朝廷已经很久。这次东归，是奉孝宗的召命，念旧思今，一样是前程难卜，感情复杂，滋味当然不会好受。“朝衣”事，是从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岑参《寄左省杜拾遗》“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中演化而出。
下面三句，与上片结尾相同，也是运用了设想的手法。
作客思乡，本是诗人描写晋王赞诗：“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唐李商隐诗：“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陆游在蜀，也有思乡之句，如“久客天涯忆故园”、“故山空有梦魂归”等。这时作者在还乡途中，忽然想起：“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意境新奇。这个意境，似源于杜甫《得舍弟消息》诗：“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但杜甫说的是故乡遭乱，欲归不得，不如在他乡暂且安身，是对过去之事的比较；陆游说的是久别回乡，交旧多死亡离散的变化，怕比客居他乡所引起的寂寞与伤感更大，是对未来之事的顾虑。语句相同，旨趣不同，着了“却恐”二字，更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沿袭。
这未必就等于黄庭坚所说的“脱胎换骨”，而更可能是对各自生活感受的不谋而合。这种想归怕归的心情，内心是矛盾的，所以陆游到家之后，有时有“孤鹤归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又岂料如今余此身”（《沁园春》）之叹；有时又有“营营端为谁”、“不归真个痴”之喜。
这首词，精炼贴实之中，情景交至，设想新奇，虽词较短，但富有很深的意味。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帆”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
这首写景的小令情致幽深，气势浩大，颇值得玩味。
起笔直写月光，与题目相照应，“玉华寒，冰壶冻”，垂虹桥上的月色皎洁明净，清寒得如同盛满冰水的壶。开头两句以“冰壶”来比喻月色，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月色的皎洁清亮。“云间玉兔，水面苍龙”，月光的清辉洒满大地，抬头仰望天空，看到的是一轮明月在云间游走；低头远望大地，看到垂虹桥如长龙一般盘踞在吴江上。相传，生活在月中的嫦娥有一只玉兔，此处用“玉兔”代指明月，将明月在云间出没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将垂虹桥比作“水面苍龙”，则将垂虹桥盘踞水上，似要腾空而起的雄伟气势写尽。
时隐时现的明月和有腾空之势的垂虹桥共同构成了一幅迷离梦幻的图画。接着，诗人将视线由景物转到人身上。在月色朦胧的垂虹桥上，游人雅兴大发，“酒一樽，琴三弄”，饮酒弄琴，不亦乐乎。
江天壮阔，月色朦胧，游人把酒望月，已至微醺，如此良辰美景，诗人仿佛看到水边的仙女踏着凌波微步，款款而来，倚在栏杆上任凭天风吹拂着面颊，“嗅起凌波仙人梦，倚阑干满面天风。”曹植曾在《洛神赋》中说洛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飘然而至。此处的“凌波仙人”指的自然就是洛神。此处引入“洛神”这一形象除了为月夜的垂虹桥披上一层神秘梦幻的面纱之外，也更加凸显出了月色之美和琴音之妙，迷人的景色和音乐甚至将仙女都吸引来了。“天风”二字除了形象地写出了风的宜人之外，也使整个环境显得更加神秘缥缈。“仙人”和“天风”给予读者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平添了整支曲子的意蕴。
面对辽阔的江天，诗人神清气爽，思绪纷飞。站在垂虹桥上，任微风轻轻吹拂着身体，凭栏远望，目之所及，只见“楼台远近，乾坤表里，江汉西东”，远处近处灯光摇曳，尽是楼台殿阁，江天一色，烟波浩渺，天地分外辽阔，浩瀚的江水从面前奔涌而过。末尾三句以大笔肆意泼墨，描绘出一幅天地壮阔、浩瀚无涯的雄伟画面。此处虽用笔粗放，但是感情却深邃沉挚，天地无涯人却终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限制。结尾似戛然而止，语虽尽而意未绝，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