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
诗首联点明作者立身于百战之地,沿山布列的古老营垒相继点燃了烽火,它们连成一片,烧红了半边天,描写了激战后的战场情景;新筑的城仿佛摇摇欲坠,因为阵阵雷鸣般的号角声在震撼着大地,表明元军虽遭失败,但元气未伤,仍在激烈反扑。“新城”暗示此地最近就有过拉锯式的争夺,城池随坏随筑。此联开首即点出“古戍”题目,并用对仗写出了雄浑悲壮的气势。
颔联则用想象抒写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在九州大地上至今仍然虎豹横行,相互吞噬;四海之内,还没有一块土地恢复农事。“虎豹”指割据的群雄。“未桑麻”指人民不能从事生产。
颈联则实写眼前寥落的景物:原野的空旷使天空显得格外高远,天边淡云与衰草相接;江面空荡荡的,只看见岸边白雪覆盖不匀露出来的沙滩。向读者展现一个疑问,人烟、舟楫、村市都哪里去了呢?二、三两联一虚一实,写出了作者及广大百姓对战乱的深恶痛绝。战火纷飞,万物被摧毁,但天地间生命之力毕竟是顽强的,严冬过后一定还是春天。
所以尾联说:在这一片肃杀惨淡的空旷中,仍不时可见野火烧不尽的腊梅花,从草中,雪下,石畔冒出,那一派生机不正是未来的希望么?结尾表示作者对战乱过后新的太平世界的出现充满信心。
诗中诗人看到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悲凉,但作者并没有失去信心。诗人应朱元璋征召以后,感其厚遇,竭忠尽智,很有作为,曾使朱明政权几度转危为安并最终统一天下。朱明王朝的初期实现了作者“四海合一,万民乐业”的理想。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柏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是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过得十分痛苦,后一部分写作者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