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殷武》这首诗的主旨,是通过高宗寝庙落成举行的祭典,极力颂扬殷高宗继承成汤的事业所建树的中兴业绩。
全诗共六章,一、四、五章每章六句,二、六章每章七句,三章五句。前五章写殷高宗武丁中兴之事,最后一章写高宗寝庙落成的情景。
这首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色,是各章都有它描写的侧重点。第一章言武丁伐楚之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二句,表现了武丁对楚用兵的勇猛神速。“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写出武丁的军队是在突破险阻中取得节节胜利。“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特别点明武丁之所以能征服荆楚之地,那是因为他是成汤的后世子孙,理应有所作为。第二章写武丁对荆楚的训诫。“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向)”二句,从荆楚所处的地理位置,指出它理应俯首听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是以成汤征服氐、羌的先例来告诫荆楚归服,可谓是“刚柔并举”。第三章只有五句,可能有脱文,是写四方诸侯来朝。说殷武丁秉承“天命”统治诸侯,因之诸侯入国朝见天子、在封地勤治农事,都是他们应尽的职守。第四章,进一步申述武丁是受“天命”的中兴之主,人民百姓只能安分守己,按商朝的政令行动。第五章,写商朝的国都西亳地处中心地带的盛况,这里曾是中兴之主殷武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地方,故特别用“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两句诗来渲染它,而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说他“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并不过分。末章描写修建高宗寝庙的情景,用“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两句诗作比兴,不但形象生动,而且有象征意义,象征殷武丁的中兴业绩垂之不朽。
这首诗在用韵上也有其特色。第一章句句用韵,“武”“楚”“阻”“旅”“所”“绪”同叶鱼部韵;第二章除“维女荆楚”一句不用韵,其余句句用韵,“乡”“汤”“羌”“享”“王”“常”同叶阳部韵;第三章句句用韵,“辟”“绩”“辟”“适(谪)”“解(懈)”是锡支通韵;第四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监”“严”“滥”“遑”是谈阳合韵,“国”“福”叶职部韵;第五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翼”“极”叶职部韵,“声”“灵”“宁”“生”叶耕部韵;最后一章句句用韵,“山”“丸”“迁”“虔”“梃”“闲”“安”叶元部韵。由于末章用元韵一韵到底,颇能渲染出宗庙落成的喜庆气氛。
在这首词中作者通过对农村景象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主观感情,并非只在纯客观地作叙述描写。
上阕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词中,还兼有点明环境和地点的使命。
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优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它却把一对白发翁媪,乘着酒意,彼此“媚好 ”,亲密无间,那种和谐、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出来了。
这就是无奇之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夫妻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吴音”,指吴地的地方话。作者写这首词时,是在江西上饶,此地,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媪”,是对老年妇女的代称。
下片写大儿子担负着溪东豆地里锄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点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任意地调皮玩耍,看他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这说明农村中绝大多数并非坐以待食、不劳而获的闲人,即使是未成丁的孩子也要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则成年人的辛苦勤奋可想而知。“卧”字确实使用最妙, 它把小儿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天真、活泼、顽皮的劲儿,和盘托出,跃然纸上, 从而使人物形象鲜明,意境耐人寻味。表现出只有老人和尚无劳动力的年龄最小的孩子,才悠然自得其乐。作者用了侧笔反衬手法,反映农村生活中一个恬静闲适的侧面,却给读者留下了大幅度的想象补充余地。这与作者的一首《鹧鸪天》的结尾,所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正是同一机杼,从艺术效果看,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天,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了,给人一种诗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色彩和谐、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作者对农村清新秀丽 、朴素雅静的环境描写,对翁媪及其三子形象的刻画,表现出词人喜爱农村和平宁静的生活。
这首词 ,是作者晚年遭受议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并不能说是作者对现实的粉饰。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他向往这样的农村生活 ,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存在的,此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此诗的主旨,由于诗的境界的空泛性和意象的可塑性,对其内涵可以有不同的开掘和把握。《毛诗序》“乐育材”说流传二千多年,影响至巨。连批评《毛诗序》全失诗意的朱子,在其《白鹿洞赋》中,亦有“广‘青衿’之疑问,乐《菁莪》之长育”的句子。此所谓习用典记,约定俗成者也。对诗的主题,不同的理解可以并存,似不必存此没彼。这首诗的主题,爱情说更有道理,证据之一是人们公认《小雅》中典型描写男女相悦之情的《小雅·隰桑》篇,同《小雅·菁菁者莪》不论章法、句式都非常相似;前三章中“既见君子”句式一般无二,第四章都变换声调,各自成章。
此诗前三章都以“菁菁者莪”起兴,也可以理解成记实,然不必过于拘泥,因“在彼中阿”、“在彼中沚”、“在彼中陵”的植物,除了“莪”,当然还有很多,举一概之而已。第一章,女子在莪蒿茂盛的山坳里,邂逅了一位性格开朗活泼、仪态落落大方、举止从容潇洒的男子,两人一见钟情,在女子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颤。第二章写两人又一次在水中沙洲上相遇,作者用一个“喜”字写怀春少女既惊又喜的微妙心理。第三章,两人见面的地点从绿荫覆盖的山坳、水光萦绕的小洲转到了阳光明媚的山丘上,暗示了两人关系的渐趋明朗化。“锡我百朋”一句,写女子见到君子后,因获得厚赐而不胜欣喜。第四章笔锋一转,以“泛泛杨舟”起兴,象征两人在人生长河中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誓愿。不管生活有顺境,有逆境,只要时时有恋人相伴,女子永远觉得幸福。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十六句,但把一个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得引人入胜。和《秦风·蒹葭》相比,《蒹葭》在水乡泽国的氛围中有一缕渺远空灵、柔婉缠绵的哀怨之情,把一腔执着、艰难寻求但始终无法实现的惆怅之情,寄托于一派清虚旷远、烟水濛濛的凄清秋色之中。而《菁菁者莪》处处烘托着清朗明丽的山光和灵秀迷人的水色,青幽的山坡,静谧的水洲,另是一番情致。两首诗可谓珠联璧合,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