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卿这首《阮郎归》，题为客中见梅。词的意蕴是以梅花象征客子，词的主旨在题目藏而不露。
“年年为客遍天涯。”年年为客，极写飘泊时间之漫长。遍天涯，道尽飘泊空间之辽远。词人开篇径言与家乡的隔绝，真实地道出心灵上所担荷的羁愁之深重。“梦迟归路赊”。还家的好梦，总是姗姗来迟，使客子梦中还家暂消思愁的机会都没有。现实冷峻，摆在面前：归路迢递，归不得也。首句述离家之久之遥，已使读者深为之伤感，次句又言客子归家之情，即在梦中亦不可伸更使读者倍感心中的郁闷不可发泄。
短短两句，便可动人之心，词人感情之真挚，笔力之深厚，可窥一斑。显然，客子这一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无端星月浸窗纱。一枝寒影斜。”榻上辗转，忽尔见到那浸透了月光的窗纱上，映现出一枝梅花横斜的姿影。月光溶溶，柔和似水，星光点点，闪铄其间，愈发衬托出梅枝清峻。“无端星月浸窗纱，一枝寒影斜。”一笔便写出梅花“清绝，十分绝，孤标难细说”（长卿《霜天晓角·咏梅》）的神理。妙笔也。
“肠未断，鬓先华。”换头遥挽起笔，不写梅花，转来写人。年年天涯，梦迟路赊，纵未愁断，也已是早生了白发。人自然是：“新来瘦转加。”一天天憔悴下去了。“角声吹彻《小梅花》。”古人常因笛中之曲有《梅花落》，大角之曲有《大单于》、《小单于》、《大梅花》、《小梅花》（《乐府诗集》卷二十四），而想象梅花有情，笛声角声，使之伤心，甚至凋落。当角声吹彻《小梅花》曲之时，正梅花极具伤心难堪之际。
这紧紧衔连客子伤心难堪之至极，此情、此境，究为怜梅耶，抑为自怜耶，不知梅花为客子之幻化欤，抑或客子为梅花之幻化欤，恍难分辨。结句一唱点醒：“夜长人忆家。”此一句最是深情通篇之感触、皆汇于此。年年天涯，何尝不是漫漫长夜今日无眠，数年来又何曾安枕过。以“家”字结穴，意尤味深长。这正是全幅词情的终极指向。而在赵长卿词中，家与梅，又原有一份亲切关系。长卿《花心动·客中见梅寄暖香书院》云：“一饷看花凝伫。因念我西园，玉英真素”。“断肠没奈人千里”，“那堪又还日暮”。可以发明这首词结穴的言外之意。见梅思家，尤为刻挚。结得朴厚、含蓄。
“翩与”二句，是写北行时寂寞凄凉的情怀。翩然和回归北方的鸿雁共同北行。登山临水，据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这里借用此句来表达诗人的离乡之愁。
“江南”二句就真实地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痴情。“江南”句是古诗名句，据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里借用此句点明了北上的时间，正是江南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样美好的季节离开故里北上，留恋之情更加难舍难分。
在交待了离乡的时间以后，“五夜”二句又进一步交待了北行的原因。“五夜”即五更，这里指通宵。“伏枥”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左计，失策。躬耕，亲自耕作。这两句的意思是：通宵不眠，我象伏枥的老马壮心不已;没有亲自操作于田野，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了。这就是说，我还有壮志未酬，所以还不能归隐田园。那么，他的壮志是什么呢? 最后两句做了交待。《两当轩集》前言说：“黄景仁的诗歌主要是反映个人身世的穷愁不遇，抒发寂寞凄凉的情怀为多，虽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但有些作品的基调较低沉。”黄景仁对自己诗歌的这些不足之处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嫌诗少幽燕气”，也就是说缺乏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所以才“故作冰天跃马行”，为了转变“少幽燕气”的诗风，诗人甘愿从草长莺飞的江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跃马前行。
这首诗巧用比兴，含意深远。语言明快晓畅，而又妥贴传神，富有表现力。“故作冰天跃马行”一句含蓄而隽永，似是在写诗人在冰天雪地中跃马前行，实则是写出诗人希望自己的诗要有“幽燕气”。向豪壮处发展。全诗不乏佳词警句，含英咀华，耐人寻味。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