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秦观和苏轼这对师生在落难中相会，却没有一丝相逢的喜悦。相向无言，愁容满面，两鬓苍苍。他们或许已经预感到“后会不知何处是”，也许今生无望！所以只有一再劝酒：“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词中弥漫着一股凄凉的气氛。

　　起句“南来飞燕北归鸿”，套用古诗句式，作为比兴，似乎有点喜，但接下去说：“偶相逢，惨愁容。”可见二人相见之初，即愁容满面。他们远谪南荒，历尽艰辛，自然容颜憔悴，十分愁苦。此刻贬所逐步内徙，虽是好事，但并未带来欢悦，他们仍有重重顾虑，甚至都自作了挽词和墓志文，准备一死。“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涵盖面极广，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老年。此时，政治上的无情打击，已断送了他们的前途，断送了他们的青春，所以他们觉得老了，成了“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三句，尤其沉痛。在别后的六年中，二人罪名一再增加，贬所不断迁徙。这中间，该有多少苦楚，然而作者仅用“无限事，不言中”六字概括，非不言也，是不能也。北宋森严的党禁，于此可见一斑。

　　词的下阕，乃写饯别。当时雷州，地处蛮荒，经济十分落后，在迁谪中的秦观能够备酒为乃师饯行，已属不易。“小槽春酒滴珠红”虽然用典，但出语自然，形象逼真，更兼词人殷勤劝酒，倍觉感人。“莫匆匆，满金钟”六字，写出了当时迁臣所处的环境，一边有部使者（犹后世的监差）在旁，王命不可延迟，苏轼要匆匆上路；一边是秦观借酒挽留，哪怕是多留一会儿也是好的，师生情谊，何其深永。“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一句用比喻，化用李煜、柳永词成句，非常恰切，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三句，以景结情，蕴含深远。苏轼西去廉州，关山远隔，前途未卜，秦观不由地担起心来。此刻他望着烟雾腾腾的江面和重重叠叠的暮云，怅然出神。虽未言情，而无限深情，自寓景中。

    浙江桐庐，地处富春江畔。富春江上风景如画，历代骚人墨客咏叹不绝，南朝梁吴均就曾在《与朱元思书》中写他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从流飘荡”所见之奇山异水，赞为“天下独绝”。本词作者也是泛舟于这段行程，其所见当与吴均略同。然而他对富春江上的绮丽风光似乎视而未见，没有着力于山川景物的描绘，即景抒情，而是捕捉舟里舟外某些寻常事物构成意境，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追求，既有诗情又具理趣，不落前人窠臼。

    词的上片写行舟江上。“浮家不畏风兼浪”，交代此次江上行舟的境与情——虽风急浪涌，然而“不畏”，以此境此情统摄上片。惟其“不畏”，故有“才罢炊烟，又袅茶烟”的雅兴。“才罢”、“又袅”是说用餐、品茗紧相承续，这颇富雅趣的生活细节，十分传神的表现了作者从容之态、闲雅之情，而舟中不绝如缕的炊烟和茶烟，又似是作者怡然自乐的心绪的外化，情趣盎然。“闲对沙鸥枕手眠”，进一层绘出作者行舟中的恬然豁达之状。所谓“闲对沙鸥”，即寄“闲情”于沙鸥，让“闲情”与沙鸥一同翱游冥冥长空，又在沙鸥翱翔中玩味自己的“闲情”，作者在情与物的回环往复的交流中，化我为物，化物为我，乃至枕手而眠，沉入忘情之境。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风兼浪”中，在风流中见“闲情”，益见其情之“闲”了。

    晋人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曾抒写过自己的超然物外的人生感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本词作者于此抒写的“闲情”，其实就是身在风浪中，心远风浪外的情怀，与陶渊明的感受应是相通的。

    下片写泊舟江边，“晚来人静禽鱼聚”点出泊舟的时间和情境，总领下片。“月上”承“晚来”，“缆系”承“人静”。天上的明月，地上的大江，江边的山岩，岩边的小舟和谐地共存于宁静的夜晚，这真是一幅层次井然的立体画，一支诱人遐想的小夜曲，在“风兼浪”尚且陶醉，“闲情”的作者，此时自然会融化于这静谧的画图和柔美的乐曲中，而与“山影松声共一船”了。进入此种境界便是“于相而离相”、“于念而无念”，是非荣辱，利害得失都化作云烟消散了，从而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

    吴均泛舟富春江上，徜徉奇山异水之中，曾不自禁地发出“望峰息心、”窥谷忘反”的感慨，本词作者在这首小令里写风流中的闲情和静境中的解脱，无“望峰窥谷”之举，却有“息心忘反”之念，而在“山影松声共一船”的境界里化自我于自然，已不止于“息心忘反”了，所以作者对精神的自由，和谐的追求，有似于吴均，亦有胜于吴均。这种情趣和倾向与封建时代求名干禄，纷纷攘攘的社会现实是对立的，大有“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之意。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这首诗以平蔡战役为题材，抓住天气的极端恶劣与部队纪律的高度严明这两个特点，着力刻画，写得生动形象，不落俗套。

　　“和雪翻营一夜行”，“和雪”，与雪搅和在一起，说明是在大雪中行动；“翻营”，倾营出动，足见规模之大；“一夜行”点明是夜晚奇袭。这句诗七个字，分为三层，一层一转，不但读来铿锵有力，而且以诗句强劲的节奏再现了部队顶风冒雪夜间急行军的情景。

　　“神旗冻定马无声”，紧承上句，军旗都已经被冰雪冻得僵硬，不能飘扬。在如此奇寒之中，读者会想到人该会怎么样。但接下去却没有写人，而出人意外地写了马，他是以“马无声”来引导读者去想象人的无声。试想九千人的部队在一夜之间要行军一百三十里已属不易，竟能做到人马无声，不但表现了军纪的严明，也反映了将士的斗志。

　　“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这两句没有具体写战斗的如何英勇激烈，只撷取了一个“遥看”的镜头：先头部队已举火攻下了蔡州城，预先约好的火号到处燃起，照亮了州城的夜空。这一笔给读者充分的想象余地，展开了一幅壮阔的画面。诗人不写攻城的先头部队怎样战斗，而写后续部队遥望城内的变化，不写胜利后的喜庆，而写标志着胜利的烛天火号，这是经过精心构思，精心选材的。如果写城上的战斗厮杀，则不免失于露，且寥寥数字不易概括传神；如果写胜利后的喜庆，则不免使人有曲终意尽之感，不能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回味余地。现在这样写，可谓恰到好处，说明诗人善于捕捉生活中最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而且妙于结构安排，使全诗生动真实而又韵味悠长。写后续部队是从“遥望”中看到连营大火获得全胜消息的，说明他们尚未投身战斗，这就愈加使人感到战斗进行的顺利和迅速，从而反衬出准备的充分和筹划的精到。这一切，对策划、指挥这场战斗的李愬来说，就是最好、最具体的赞颂了。

　　这首诗在结构上张弛有度。前两句写急行军，节奏急促，情节变化快捷；后两句写胜利的火号，虚中见实，把战斗发展的高潮隐含在画面中，别具匠心。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