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描绘大柏地雨后美丽诱人的景色,抚今追昔,揭示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热情讴歌人民革命战争,流露出一种胜利后的宽慰和乐观情绪。
上阕写景。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起二句写天上的彩虹,措辞、构思都极为精彩,破空而来,突兀奇妙。上句写彩虹的七色,一气连下七个颜色字,自有诗词以来,从未见人这样写过,的确是创新出“色”的神化之笔!下句愈出愈奇。将彩虹比作“彩练”,一般诗人词人或也构想得出来,尚不足夸,妙的是作者烹炼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舞”字,遂使本为静态的彩虹活了起来,何等的灵动!这样的语言,正是诗词的语言,非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样式所能达到。试想,七彩缤纷,长虹如拱,这一幅景象,油画、版画、水彩画,哪一个画种不能摹绘?更不用说摄影、电影、电视之可以真实地将它记录下来了。唯虹霓化“彩练”而“当空舞”,这样的意境,只能存在于诗人或词人的形象思维之中。诗词是用文字符号砌成的艺术建筑,而文字符号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视觉形象来得直观动人,因此,欲追求诗词写景之逼真如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取其败。聪明的作家,往往注意扬诗词之长而避其短,于“画”之所不能表现处,别出趣味。依照这一法则创作出来的诗词,方有诗词独特的艺术魅力,庶使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品类都无法替代。毛泽东这两句词的妙处,正须向这方面去体认。又者,“谁持”云云,是诘问的语气,却并不要人回答。由于下文都是陈述句,这里用问句开篇,就显得非常吃重——有此一问,通篇句法便有起伏、变化,不至流于呆板、凝滞。假若这句采用诸如“天仙彩练当空舞”之类的叙述语气,岂不逊色多多,何能像现在这样峭拔?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作者已署明词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三三年夏”,注重交代季节的特殊性——“夏”,这里更补出词篇切入的具体时间和气候状况。由于这是夏天的某个傍晚,一场雷暴雨后,夕阳回光返照,于是才会有彩虹满天的绮丽景观。又由于大雨洗尽了空气中悬浮的尘埃,斜晖的射线投注无碍,于是远处的群山才显得格外的苍翠。可见那“雨后复斜阳”五字,虽只平平说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束上管下,使前面的“赤橙”二句、后面的“关山”一句,都显出了合理和有序,委实是少它不得的。晚唐著名词人、“花间派”的鼻祖温庭筠,有《菩萨蛮》词曰: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毛泽东“雨后复斜阳”句,即用温词中成句,仅改动了一个字。然而,温词是写闺情,风格绮怨而纤柔;毛词则是写战地,虽借用温词之句,但一经与下文“关山阵阵苍”云云搭配,便见得境界阔大、气象苍茫,风格与温词迥然不同。毛泽东博览群书,熟读了大量的古诗词,故时将前人成句信手拈来,或稍加绳削,用入自己的创作。值得称道的是,其所取用,大都与己作浑然化为一体,不见痕迹,决非食古不化者可比。这里又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下阕写抚今追昔的感慨。“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两句追忆1929年2月在这里发生的激战,那次战斗形势是多么紧张,打得是多么激烈,仅用两天时间就消灭了尾随的敌人。村前墙壁上无数的弹洞,就是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是说今天看来,那些弹洞,装饰和点缀着阵阵苍翠的关山,却别有一番风采,使得关山更加美丽了。这既是作者对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的赞美,也是对美的发现,在作的眼里,一切都是物随心意,作者的乐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菩萨蛮·大柏地》整首词亦画亦诗,情景交融。词描绘的画面是:绚丽的彩虹、雨后的斜阳、苍翠欲滴的关山、前村墙壁上的弹洞等,高下、大小、远近、偏正、方位等构图适宜,层次感极强。色彩是:彩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斜阳的红,村庄墙壁的白,但以天宇的湛蓝和群山的苍翠为主色。“舞”字使人觉得彩虹在蓝天的映衬下有一种飘动感“阵阵苍”让人感到群山的苍翠之色有着深浅明暗的变化。真正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总之,整个画面丰富和谐,生机盎然。作者在词中所抒发的是重游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回忆往日辉煌胜利时的愉悦之情,和对人民革命战争以及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根据地的赞美之情。这些喜悦赞美的情思又是在不露痕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中流露出来的。作者把主观的情志美与客观的自然美、社会美高度统一,熔炼成艺术美,情景交融,富有韵味。
动态地描写景物与巧妙地运用联想也是《菩萨蛮·大柏地》的突出特点。上阕从彩虹联想到彩色绸带“当空舞”,从关山联想到雨后斜阳时“阵阵苍”;下阕从弹洞联想到“装点此关山”,以至“今朝更好看”,这些动态描写充分体现了在“郁闷”心境下的作者乐观的情怀,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的信念。
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诗以平蔡战役为题材,抓住天气的极端恶劣与部队纪律的高度严明这两个特点,着力刻画,写得生动形象,不落俗套。
“和雪翻营一夜行”,“和雪”,与雪搅和在一起,说明是在大雪中行动;“翻营”,倾营出动,足见规模之大;“一夜行”点明是夜晚奇袭。这句诗七个字,分为三层,一层一转,不但读来铿锵有力,而且以诗句强劲的节奏再现了部队顶风冒雪夜间急行军的情景。
“神旗冻定马无声”,紧承上句,军旗都已经被冰雪冻得僵硬,不能飘扬。在如此奇寒之中,读者会想到人该会怎么样。但接下去却没有写人,而出人意外地写了马,他是以“马无声”来引导读者去想象人的无声。试想九千人的部队在一夜之间要行军一百三十里已属不易,竟能做到人马无声,不但表现了军纪的严明,也反映了将士的斗志。
“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这两句没有具体写战斗的如何英勇激烈,只撷取了一个“遥看”的镜头:先头部队已举火攻下了蔡州城,预先约好的火号到处燃起,照亮了州城的夜空。这一笔给读者充分的想象余地,展开了一幅壮阔的画面。诗人不写攻城的先头部队怎样战斗,而写后续部队遥望城内的变化,不写胜利后的喜庆,而写标志着胜利的烛天火号,这是经过精心构思,精心选材的。如果写城上的战斗厮杀,则不免失于露,且寥寥数字不易概括传神;如果写胜利后的喜庆,则不免使人有曲终意尽之感,不能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回味余地。现在这样写,可谓恰到好处,说明诗人善于捕捉生活中最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而且妙于结构安排,使全诗生动真实而又韵味悠长。写后续部队是从“遥望”中看到连营大火获得全胜消息的,说明他们尚未投身战斗,这就愈加使人感到战斗进行的顺利和迅速,从而反衬出准备的充分和筹划的精到。这一切,对策划、指挥这场战斗的李愬来说,就是最好、最具体的赞颂了。
这首诗在结构上张弛有度。前两句写急行军,节奏急促,情节变化快捷;后两句写胜利的火号,虚中见实,把战斗发展的高潮隐含在画面中,别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