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之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这是一首边塞行吟咏叹的词，表达了词人在荒凉的异地对人生的哀怜，也透露出纳兰性德自身对于官场的厌倦。这出使的几个月，纳兰性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天之涯度过了，面对着连绵的阴山与漫天的黄沙，满头青丝怎能不迅速花白。于是睡梦之中不免魂飞故里，重又看到了家中金碧辉煌的屈戍。恍惚中，头戴玉鸦叉的妻子在缓缓地展开画轴（或许那上面正画着她日夜所思之人），那花容似乎因思念瘦损了很多，令人油然生出怜惜之情。
词中第一句中“阴山”一方面是实指，即是如今也能一睹的阴山，但古代诗词中经常使用这一形象，它已经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如南北朝著名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苍穹，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又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是汉胡分别的地理标志，中原与蛮荒的分野处，文明与野蛮的交汇点，也因此，在这儿的读书人，尤其是汉文化影响下的读书人，都会有一种极强烈的失落感，无端而起怅惘，这是一种丧失归属感的表现。这是纳兰性德每次出使途中所写词中典型的心理。
上片写现实边塞之景，下片写梦中家居之景。阅读这首词时，纳兰的情之真、意之切如在目前。边塞诗词属于古代诗词的一个支流，边愁主题则属于悲一类，纳兰性德这首边塞行吟咏叹的《浣溪沙》，也属于这类。 [4] 词通过刻画“北风”“晚烟”“戌垒”“斜日”等边塞之景，将塞外的荒凉和词人内心的凄怆合二为一，凄凉中透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今古之悲。
开篇两句，辛弃疾将人比作酒器，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那些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人的可笑姿态。一个“先”字将官场小人低眉顺目，争先恐后吹捧的动作充分表现出来。接下来两句，词人进一步从语言上进行描写官员们笑眯眯，点头哈腰，顺从统治者，凡事都说“好、好、好”的谄媚之态。
“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这两句描绘出腐败官场上人们应酬中相互吹捧、言谈虚情假意的场面。“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词人在此用来指那些没有原则，一味跟从，和稀泥的人。
下阕开头中的少年指词人自己。史书记载，辛弃疾二十二岁就在抗金前线冲阵杀敌，可称少年英雄，但因其为人正直，不善奉承而遭人排挤，正如其说的“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会巧。”在官场中要顺从、虚伪才能讨得君主的欢心，这个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但是要效仿这些人，“我”却正好不擅长。词人此处的自嘲和上文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突出词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
结尾三句中，词人以幽默的笔调调侃：看他们那些得宠的人，都是像学舌鸟一样会唯命是从，攀附权势。
辛弃疾用诙谐的口吻描述了一场“物”的狂欢，这些物都有着南宋官场得宠之人相似的特质：随人俯仰、圆滑虚伪、碌碌无为。当时南宋正处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时，可朝廷却只一味偏安，宠信小人。词人正是通过揭露当时朝廷官员的丑恶嘴脸来反衬自己的正直和有为，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得不到重用，因而内心充满悲痛与不甘。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