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第一句“秋风入窗里”,以朴素本色的口语,写出日常生活极为平常的景象。“秋风”这一意象所特具的萧瑟感和时序易迁,给思妇带来的感触是不难想见的。尤其是“入窗里”三个字,仿佛将秋风那股萧瑟寒凉之气也带入了室内,弥漫于整个闺房。虽未明写思妇的感触,但由此引起的凄寂感固可意合。紧接着第二句,仿佛又只是写极平常的风起帐飘的景象。但罗帐的意象本与夫妻爱情生活密切相关,罗帐飘扬的动象,往往更具有这方面的暗示。可是,如今当秋风入窗、罗帐飘扬之时,这个室内却显得分外空寂,往日双方深情蜜意、鱼水谐和的象征物——罗帐,由于人在千里之外,此刻竟成为触景生悲的媒介物了。这就自然引出了三、四二句。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有瞥见风飘罗帐到仰头看月,视线由室内移至室外。这本是思妇不假思索而不自觉的目光转换,但在“看月”的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产生连翩浮想。明月光照千里,分隔两地的离人皆可看到它,而且把它看作传递相思的凭籍,在“仰头看明月”的过程之间,思妇已然思扬千里、心飞向远方的亲人;但“隔千里兮共明月”,双方空间的遥隔又使相思之情更为强烈。因此,又进一步产生“寄情千里光”的愿望:既然彼此同在一轮明月的光照之下,想必也能托此“千里光”将自己的相思之情寄给千里之外的远人吧!这个想象极为新奇,也极自然而优美。引起思绪的外物(明月),在女主人公感情的酿化之下,此刻竟成了寄情的载体。由于明月的光波柔和清亮似水,在形态、质感上,与女子相思怀远的柔情有着相似之处,因而把它化为“寄情”的载体,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全篇只写了秋风、罗帐和明月这三种物象,但是由于它们作为诗歌意象,各自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的色彩,都与思妇怀远之情有着关联,因此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情调幽美、意境悠远的艺术境界。它有一般民歌的清新明朗、朴素自然,却跟它们在表情上勾画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渲染了一种哀婉的气氛,很好地体现了古乐府民歌那种清新浅近风格,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谓是情景交融的佳作。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