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秋晚,道途仆仆的诗中主人停车阴山脚下,对着苍茫景色,顿生思古之幽情。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言“别”和新王朝官员赴任的气象。颔联写目的地的形势和人民见到汉族士大大的喜悦心情。颈联概括友人行程,遥想友人从容愉悦的心情。尾联推知友人定有思召和怀念朝廷之怠。全诗开合有度,流转自然,不仅表达了送别的用意,而且透露出国家和平、统一的气象。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从汪广洋写起,是因为沈某是以汪广洋幕府身份随行。首句先称赞汪广洋,也等于称赞了他的朋友沈左司。说汪广洋受到朝廷的重用,离开御史台出管陕西。随从的人都是当代的俊杰。“汉官威仪”典出自《后汉书》,这里用此典,既称赞了汪广洋等人即将出发的浩大声势,又切合明朝乱后新建的局势。第二联歌颂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四塞,指陕西四面都是关隘,自古称四塞之地。如今已归入大明的版图。在元蒙统治下百年之久的人民终于又见到了自己汉人官员的服饰。
“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写汪广洋此去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不像孟尝君当年靠鸡鸣狗盗之徒骗开城门才得以逃出。当他们从容渡过函谷关,驻马华山,遥望天空,乌云散去,心胸是何等开朗。
尾联写一行此去的终点是长安,而时代已经改变,当今明王朝的首都是南京,所以沈左司在长安定会回望江左,委婉地称赞了他的朋友为官在外而时刻把君王挂在心上。全诗开合有度,流转自然,不仅表达了送别的用意,而且透露出国家和平、统一的气象。
明初众诗人中,高启是最有成就的诗人,所谓“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首诗被清代沈德潜高度评价,沈论诗提倡唐诗的蕴蓄正大,而此诗气势宏大,敦厚雅正,用典妥帖自然,是高启学唐的代表作,也是应酬诗中难得的佳作。
这首诗写诗人听筝时的音乐感受,其格局和表现技巧别具一格,别有情韵。
首句“抽弦促柱听秦筝”,“抽弦促柱”点出弹筝的特殊动作。忽疾忽徐、时高时低的音乐声,就从这“抽弦促柱”变化巧妙的指尖端飞出来,传入诗人之耳。诗人凝神地听着,听之于耳,会之于心。“听”是此诗的“题眼”,底下内容,均从“听”字而来。
诗人听筝最突出的感受是“无限秦人悲怨声”,诗人由秦筝联想到秦人之声。据《秦州记》记载:“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秦人悲怨声”。诗人以此渲染他由听筝而引起的感时伤别、无限悲怨之情。下面围绕“悲怨”二字,诗人对筝声展开了一连串丰富的想象和细致的描写。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悲啼鸟识花情。”诗人巧妙地把弦上发出的乐声同大自然的景物融为一体,顿时使悲怨的乐声,转化为鲜明生动的形象。那柳条摇荡、柳絮追逐、落英缤纷、杜鹃绕啼的暮春情景,仿佛呈现于读者的眼前;春风、杨柳、花、鸟,情怀毕露,更加渲染出一片伤春惜别之情。
“抽弦促柱”之声的变化,又唤起诗人更加奇妙的联想:“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上一联写大自然的景物,这一联则写人世的悲欢,更加真切感人。“独”、“空”两字,尤使画面显得分外凄清,增加了盼子思夫、离愁别恨的分量。“愁灯影”、“思月明”,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灯前别无他人,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可见何等孤独,不能不“愁”。楼头没有亲人,只见明月高悬,可见何等空荡,不能不“思”。这两处倘若写作“愁灯下”、“思离人”,就索然无味了。这一联用暗喻,且用“谁家”、“何处”疑问句式,不仅显得与上一联有参差变化之美,而且更能激起想象的翅膀,让各人按自己的生活体验,从画面中去品尝筝声所构成的美妙动人的音乐形象。
以上两联所构成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筝声之“苦”,使人耳际仿佛频频传来各种惜别的悲怨之声。筝声“苦”,如果听者也怀有“苦”情,筝弦与心弦同声相应,那么就愈发感到苦。诗人柳中庸正是怀着苦情听筝的。
这首描写筝声的诗,着眼点不在表现弹奏者精湛的技艺,而是借筝声传达心声,抒发感时伤别之情。诗人展开联想,以新颖、贴切的比喻,集中描写筝弦上所发出的种种哀怨之声。诗中重点写“声”,却又不直接写“声”,没有用一个象声词。而是着力刻画各种必然发出“悲怨声”的形象,唤起读者的联想,使人见其形似闻其声,显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