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命子者，训子也。然而，从头到尾读者却没有感受到被“训”的压力，反而心中时时会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诗人对其子的慈善和宽容。

　　此诗讲述陶氏远祖始于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且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因时运而有盛有衰，有高有低。在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祖父一生谨慎、正直义方、仁爱和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在感叹自己的无成以及两鬓花白而仍无子嗣时，儿子陶俨出生了。从诗人对陶俨生辰的占卜、命名取字中，表现了他对儿子寄予的无限希望。他告诫儿子说，祸福不会无缘无故到来，都是由人自己生成。望儿子能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这些无不是一个慈善父亲的殷殷希望。最后，诗人宽容地对其子陶俨说，如果按照以上所说的去做了，你还不能成才，亦无可奈何了。

　　另外，先祖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慎终如始。直方三台，惠和千里”以及“淡焉虚止”盛德风范，也深深影响着淡泊名利的陶渊明。诗人的远祖始自尧。尧之子丹朱，虞舜待之以宾礼，称为虞宾，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先祖御龙氏任职于夏，而豕韦氏又辅佐于商。陶叔又使陶祖得以昌盛。战国纷争杂乱，周王室衰微寂寞。在乱世中，贤人若凤隐于林一样隐居不仕，陶氏亦不显；纵逸之虬龙蟠绕于云间，奔逸之鲸鱼惊起于水中，群雄竞起。皇天使汉成功，并眷顾愍侯陶舍。愍侯得到追随帝王建功立业的机缘。持剑如风超越，显示了愍侯武功的高强。高祖书写誓言分封诸侯，陶舍得以分土于开封。陶青果能蹈袭父踪，而为丞相。

　　陶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后代指派分散。时运有盛有衰，有高有低。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着，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诗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嗟叹自己孤陋寡闻，望祖先之项背而不可及。看到自己两鬓已经花白，而仍无子嗣，只有影子相伴，心感惭愧。在各种罪过中已无后为最大。诗人给他儿子起名为“陶俨”，希望他牢记为人要时时文和恭敬，并希望他能追慕孔汲。日月流逝，陶俨已渐长大。作者望陶俨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

　　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 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

　　作者陈与义是南北宋相交时的著名诗人。这首诗是作者南渡后于绍兴六年(1136年)居住在青墩（今浙江桐乡县北，与乌镇隔水相望）时所作，距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正好十年。“十年伊洛路漫漫”中“路漫漫”既是说离自己的家乡洛阳（伊水、洛水）是路途遥远，也是说家乡被金兵占领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久了（十年）。

　　在这首诗里，作者表面说的是面对春日盛开的青墩牡丹，自己独自一个在观赏，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时间我才能再回到故乡去观赏天下驰名的洛阳牡丹。但想到眼前的景况，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自己已变得老态龙钟，然而家国破碎故土依然难回时，作者通过牡丹而强烈地表达出了对故乡深切无尽的思念及对前景的无望与悲苦万千的愁绪!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