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幻想飞入仙府后难耐高在九天的寒冷而借浮槎寻找归路;下片继续写涛声,寓夜长愁深而梦浅的无奈其中,同时通过想象表达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余意难穷。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由梦中写到梦醒,其间虚实相间,情景相生。奔腾澎湃的海涛声,首先引发的是梦魂飞越的海天之旅。驰骋“九万里风鹏正举”(李清照《渔家傲》)式的笔墨,神游宇宙,让梦想驾着天风,自由飞翔,扶摇直上,飞往可望而不可即的缥缈仙山。“快趁天风”不止说明风的疾速,而且突出人的快意,有如苏轼《百步洪》“险中得乐虽一快”之“快”。涛声随即又幻化成鱼龙吟啸之音。“何人唤起”三句,按此词谱式的节奏,一般分成三个短句,而从语意讽诵,则可读为“何人唤起鱼龙,叫破一泓杯影”。其中,“一泓杯影”用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意,写梦魂飞翔天外,俯眺大海,只似杯水一汪而已。接下去,词人笔触略略点染氛围,清虚寂寞中呈现一片高寒之境。这里,词人翻用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词意,而出以问句“高寒谁省”,实含有内心深藏的孤寂。“省”是体验、领会,此境不是常人所能体会,也非词人所能久驻。因此,词人笔触一转,用“浮槎”熟典,再叙写寻觅归程,回到人间。“倩浮槎万里”以下,求浮槎,寻归路,意味着壮游奇境的结束。幻梦醒了,美好的空中楼阁消逝了,伴随自己的只有盈耳的涛声。“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有如李白梦游天姥时留下的失落感。
下片继续写涛声,以呼应开篇。海涛声又幻作琴曲遐思,涉想成连故事。千载涛声依旧,而时移物换,人间何世,即便有成连那样的高手,对沧海云涛,抚瑶琴弦柱,寻绎清冷的佳趣,今夜却不堪重听了。其中,“愁深梦浅”点出词人无端的心事、难抒的积郁,而其具体意蕴究属怀知音还是伤逝者、悲时局还是感身世,抑或兼而有之,已无从实指。接着再由漫漫长夜孤枕听涛拟想明朝“雪昏云醒”光景。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有“昏昏雪意云垂野”之句,这里说“雪昏云醒”,着一“醒”字,厚积的云层似也通宵不倦地在酿着雪意,选字可谓新警,与史达祖《双双燕·咏燕》‘‘看足柳昏花暝”的名句正堪并传。云情雪意,通力营造沉寂、凝重的氛围,折射出人的心态。但是读下去却又不是一味清愁不断,词的最后出现了对未来的壮美憧憬,对光明的热切期待。路转峰回,词人业已自行解开了连环情结。词人笔下的“待净洗扶桑,冲融立马,看风帆稳”,造语新奇,涵盖时空,扫尽阴霾,更新物象,隐寓的是“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超旷胸襟,高咏的是从容立马看风帆的非凡气概。此种胸襟气概,此等朗吟健笔,本身即具美感,即饶具魅力。
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幽幽折折又若断若续,将闻海涛声的所思所感细腻传出,余意难穷。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本来叫冉溪。为什么叫冉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
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而“我”又“以愚触罪”。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智”,智慧;“睿”,通达。“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
“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