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题目名曰《道山亭记》,但作者对道山亭本身的构造和外观几乎没有着墨,而是从遥远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慢慢道来,如同电影中的远镜头逐渐向观众逼近,变为特写镜头,让读者既能从阔大的背景中远视,又能在焦点上细察,具有丰厚的美学韵味。作者以洋洋洒洒的文笔,描写了闽地的山川形势,水陆交通以及风土民情,然后点出道山亭的景状及其寓意。文章风格峭拔多变,文笔雄伟奇崛,短句纷陈,新颖别致。
文章一开始,描写道山亭的所在地闽中郡的历史由来和地理特点,尤其侧重从陆路和水路两个方面表现这里的高山险峻和溪水湍急,十分难行。走陆路如同抓着绳子攀登,“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走水路则石头错出急流间,千里上下,不见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在陆路上行走,“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在水陆上行走,“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和描写之能事,运用比喻和对比等艺术手法,予以浓墨渲染。特别是对溪水湍急状貌的描绘,十分生动:“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接着,作者的笔触将描写的空闻进一步缩小到侯官,重点表现这里的地理特点、风俗人情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侯官地平且广,离周围的山较远,南有闽江,东有大海,商船云集、人们喜建华丽住宅,尤其佛、道宫观数以百计,十分瑰丽奇特。这些叙述和描写,十分精练而又富有代表性,为道山亭的建造展现了一个优美适宜的环境。
但是,作者的作文最重“以文明道”,所以他写此文的目的并不仅仅表现道山亭的迷人景致,而是重点赞赏知福州政绩名震遐迩的程师孟及其建造道山亭的举措。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却是重心所在。作者介绍了程公建造道山亭的具体地点、动机和目的,并把程公建道山亭看作其诸多政绩的一部分,肯定了封建官吏在政务之余追求耳目之乐的合理性。这对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思想闪光。他不仅认为道山亭建造的地点好:“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更欣赏程公“抗其思于埃墙之外”的壮志,与取名为“道山亭”相吻合,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曾巩的精神追求。
文章既写景又写人,写景从大到小,层层深入,清晰传神。写人(程公)紧扣道山亭的由来,突出其精神风貌,点面结合。文章以道山亭为核心,旁及它的地理特点和人文景观(包括它的建造者),关键处顺便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显得有条不紊,简练生动,给读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分两组,这是其中一组的第二首。
第二首不像第一首那样以谐音写含蓄情事,而是从身居蜀地耳闻巴人歌唱自然引发怀乡幽思。
首句“楚水巴山江雨多”看似平易概括的摹写却流露出诗人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多年贬谪远任的愁苦。楚地巴山远离长安,虽然暂时避开政治漩涡,但对于心怀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却是心仍有不甘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也许正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不能不使人愁苦,伤心失意下也属正常。压在心头的大石无法移开,难以消除的寂寞和烦闷更无法排遣。江雨又来,淅沥不歇,更添伤情。
“巴人能唱本乡歌。”于此伤情怀思之下巴人乡歌又传入耳。“歌者那知听者愁,一声一叹总牵情。”巴人歌唱本属常有之事,诗人却将其平常事入诗中,可见诗人自己心绪却是常常不平静的。自然不是只因耳听巴人歌声才起的不平静,人总是会因某事而及他情。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了。本来由江雨多引起的伤情再又由巴人的歌唱更是雪上加霜了。
闻歌思归,自然引出下两句:“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长安,不算是自己的归处,多次的贬谪打击,他怕是早已对政治不怀希望了,长安那里只是自己的伤心地而已。至于诗人想归何处,可以从诗句中推测。《纥那》当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身披绿色绮罗踏着《纥那》曲的和声边舞边歌的乡人想必是欢迎自己归来的一朝离乡,飘零天涯。也只有那里才不排拒自己。因有这样的想法,窗外的绿水微波渐渐幻成故乡人身上迎风而舞迎己归来的绿色绮罗,耳边听闻的《纥那》节拍又显得那样的清晰明了。
组诗歌词的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如同屈原作《九歌》一样,刘禹锡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