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鸡》是一首题画诗。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这是写公鸡的动作、神态。头戴无须剪裁的天然红冠，一身雪白，兴致冲冲地迎面走来。诗人运用了描写和色彩的对比，勾画了一只冠红羽白、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大公鸡。起句的“头上红冠”，从局部描写公鸡头上的大红冠，在这第一句里，诗人更着重的是雄鸡那不用装饰而自然形成的自然美本身，所以诗人称颂这种美为“不用裁”。
承句“满身雪白”又从全身描写公鸡浑身的雪白羽毛。状物明确，从局部到全面；用大面积的白色（公鸡）与公鸡头上的大红冠相比，色彩对比强烈，描绘了雄鸡优美高洁的形象。
“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这是写公鸡的心理和声音。诗人拟鸡为人揭开了它一生中不敢轻易说话的心理状态，它一声呜叫，便意味着黎明的到来。它一声呜叫，千家万户都要打开门，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平生不敢轻言语”，诗人的诗路急转，说公鸡一生不敢随便啼叫，此句的气色收敛，还很低调，尤其“不敢”一词，用的很贴切，为第四句的结句做了铺垫，并对下句有反衬效果。后两句用拟人法写出了雄鸡在清晨报晓的情景，动静结合，运用了诗歌的艺术手法，使两句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树立了雄鸡高伟的形象，表现了公鸡具备的美德和权威。
这首诗描绘了公鸡的威武，写出了它的高洁。把鸡这种家禽的神态气质和报晓天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它平时不多说话，但一说话大家都响应，由此表达了诗人的思想和抱负，从此诗还可看出诗人“不避口语”的写诗特点，富有儿歌风味。
全词系抒写男女缠绵之情，所创造的则是意境。词中有大量的景语，也有许多情语，颇工致可诵。
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运用对偶小分句，通过特定器物及主人公的动作，点明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有关细节，合乎诗词作品叙事惯例。这是因为良人乍归，才急急忙忙地把久已不用的锦被重又铺在床上。一个“初”字，暗示其主人之久别重逢，而且显然是出乎意料的，这是紧接着上句的第二个动作。剔银缸，是为了增大烛光亮度。因为良人匆匆归来，妻子没有思想准备，一见之下，反而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在梦里。下句“灯前”承上“银缸”。本应为“灯前欢语不尽”，因平仄及韵脚要求，句子成分排列有所调整。情人见面，喜出望外，千言万语，亟待倾诉。故“欢语”而至于“不尽”，亦人之常情。这三句，纯属写实，毫无夸饰，皆生活中习见者，笔调简淡，却另有一番情致。以下两句正面抒情，人世间有情人如果年年月月都能象今天晚上那样相亲相爱、相偎相依地生活在一起，就胜过享受荣华富贵多少倍了。上片五句，概括而言，在于写出相逢时的情和景，所点染的是乐多于哀的氛围。
下片掉转笔锋，集中写离别。首句“经年怨别”，又言分手之久，别久则思，思极则怨。作情语细腻而有层次。“镜里朱颜难驻”，谓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人生苦短，而聚散无常。尤其是有情人总是离多会少，成为毕生憾事。最后两句推开一层，这两句是说，即便是夫婿升了官，发了财，有了显赫的地位，我也看得很平常，并不感到高兴。何况“封侯”之类，并非人人有份。此句感情强烈，语气果决，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功名利禄的蔑视，也是与上片歇拍处“貂蝉”一词相呼应。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