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辛辣嘲讽元朝末年世风混浊、官场黑暗，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揭露金钱在主宰着人，锈蚀着人的良心，世道像一盆面糊，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即便纯洁的人掉进这盆里也必然同流合污。作文章的不过为了谋取钱财，有钱财的人并不把文章放眼里；守规矩的人家为了挣钱，竟让女儿卖身；清廉的官吏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只得装糊涂，因为在官场上越是糊涂越能坐稳自己的交椅。作者一会儿巧用比喻，一会儿直面抨击，或冷嘲，或热讽，就像针灸的高手，针针扎到元王朝吏治昏黑、社会良心泯灭、公道无存的要害上。这说明身处下僚的张可久对社会弊端持有清醒的认识，对现实强烈不满。
元散曲中的愤世、警世之作，白眼向人，不仅感情激切犀利，在语言上也往往表现出冷峻、峭严的倾向。本篇就是具有这种语言风格的名作。
前两句属同一个意思，即是说世风嫌贫爱富。一个意思分作两句说，与其说是强调，毋宁说是宣泄。诗体也有嘲骂之作，却难以脱开“温柔敦厚”的传统影响。而元曲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在发泄感情上自有无形的优势。
三、四两句是对“见钱亲”的财迷心窍者贪婪攫财的形象描绘。这里的“水晶环”并不表示环质的清白纯净，而是取“环”之圆、取“水晶”之滑，而满足“才沾黏便滚”的条件。“才”字、“便”字，说明了贪取的急不可耐；而“沾黏”与“滚”，又生动地表现了多多益善的聚敛形象。元杂剧中有常见的上场诗：“县官清如水，令史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也是在不动声色的前提下转出意想不到的结果。两者均从“面糊”生发，足见元人趣语的生活化特色。
“文章”等三句鼎足对，围绕社会的拜金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发挥。“文章”句是说文章本身不值钱，至多只能用来糊糊钱囤子，即只配作为金钱的仆妾。古人有“文章覆瓿”的成语，出自刘歆对扬雄《太玄》的评价：“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意谓被后人仅仅用来覆盖酱罐。作者这里许是受了“覆瓿”的启发，但“糊了盛钱囤”的含义更觉丰富。“门庭”句是说为了金钱可以不惜自败家声，甚而改门庭为妓院也在所不辞，一个“改”字，含有人心不古的感慨。而“清廉”句则针对官场而发，清廉本当是为官的本分，可当今的官场不仅不需要它充作幌子，而且索性将它塞到钱褡子里去了。这三句将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社会腐败情状描绘得入木三分，是对起首两句断语的生动诠释。
“葫芦提倒稳”一语双关。“葫芦提”是元人指称糊涂的习语，如马致远《夜行船·秋思》：“葫芦提一向装呆。”“语译”即作此解。而它在此处又似可解作提着酒葫芦，与作者在《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的“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同意。诗人挽澜无方，回天乏术，只能借酒图醉装呆，反倒觉得稳便。这是激愤的反语，却也加重了全曲峻冷的韵味。
这支小令用了多组比喻，而比喻全取市井化的俗语，尖新严冷，带有一种散曲特有的“蒜酪味”。作者向以清词雅语为宗，本曲却一反故常，反映了散曲风格为内容服务的创作规律。
《谢张仲谋端午送巧作》这首诗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一首诗，在端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送别友人，或是还乡，或是感慨于时光的流逝，总是别样的日子别样的情啊。
整首诗运用了对仗，比喻的手法。表现了对友人离别时的劝慰，同时也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诗的首联总写漂泊江湖之苦。“簦笠”(雨伞和草鞋)、“征衣”这些意象本身就与羁旅生活有密切关系，积淀了与离情羁思有关的感情内容，因而诗人选取这两种意象，就给了读者以离情羁思的暗示。
一人东西漂泊，只有“簦笠”是随身伴侣，其孤独落寞之情态可以想见。“走路歧”三字既写明所走之路岔道很多，又写明作者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漫游。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路”即歧路。杨子见歧路而不知何去何从，因而伤心痛哭，诗人“走路歧”时的愁苦心态也就不难想见了。“一春”点明时间，说明作者一个春天都是这样不停地奔波。“旧征衣”写明作者现在身上穿的是以前流落江湖所穿的衣服，这说明在“一春”之前也是客居在外，不停奔走。游子的羁旅之愁苦通过时间的延续曲曲绘出。仅此开头两句，就把羁旅之苦写尽，天涯游子四处奔波、百无聊赖的心态亦在不言之中。
“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颔联人题，具体写日行夜宿的羁旅生活的情状。出句写雨中跋涉，写路途之艰辛。大雨滂沱中在“山崦”上攀登，已不堪其苦，再加上行走于“黄泥坂”上，其困顿艰辛更可想见。对句写夜宿田家，写住宿之简陋。“自板扉”可以想到田家之贫，而住宿其家的游子之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颈联承颔联，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情景。“乱蛙声”三字写出了乡村之夜所特有的音响。本来，夜幕降临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和煦的清风送来远处的蛙鸣。躺在床上，听听这青蛙的合唱，本来应有几分惬意，然而在雨中跋涉了一天的诗人，哪里还有这种雅兴，“蛙声”而日“乱”，则是诗人移情于物，辞因情发。而在“乱蛙声”中竞能慢慢入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奔波一天之劳累。由于饱尝羁旅之苦，自然想家，因而下句则写梦中回乡。连做梦都想着回家，其乡情之浓可以想见。然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归”，其心情之痛苦又可想而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这里化用庄周化蝶的典故，抒写了自身的迷茫怅惘之感。“身”与“心”相对，有身在江湖，心存家园之意，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长年客居在外自有不得已的原因。诗人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有家难归，只是在这里不愿写明罢了。
尾联在前几联所叙写的基础上推进一层，抒写乡愁。诗人四处漂泊，既是思归不得，退而求其次，就盼望着得到一纸家书，可惜，就连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也得不到。由于流落江湖，行踪不定，结果是“乡书十寄九不达”。这一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这位长年客居在外、思家心切的诗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鸿雁在古代是书信的象征，远离家乡自然想到托雁传书，因而目睹空中飞雁，乡情自然也就更浓。“天南天北雁自飞”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思乡之情是无形的、抽象的，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抽象感情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这就使无形的乡情仿佛可触可见了，从而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作者身当此境，目睹征鸿，心已随之远去，但恨身无双翼，依然羁留他乡，则有人不如雁之感。雁天北天南自由翱翔，带来了无边愁思，却偏偏无情，不能带来乡书，只是徒增一番愁苦。辛弃疾《祝英台近》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构思已相当新奇。冯去非《所思》“西风不寄小银钩”的想象却更深了一层，盼望西风在“带愁来”的同时，也能为他“寄小银钩”，但又终于未能变成现实。戴复古的尾联与冯去非诗句意境相似。着一“自”字，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怅惘之意，无可奈何之情。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