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感旧”之作。所感怀的对象为三十年前见到的“德公”,德公已如海鹤仙逝。当年一别,转眼三十载了,生死存亡真是无常啊!触发其感怀的媒介则是“长沙驿前南楼”。陈景云《柳集点勘》说:“长沙驿在潭州,此诗赴柳时作,年四十三。观诗中‘三十秋’语,则驿前之别甫十余龄耳。盖随父在鄂时亦尝渡湘而南。”据诗意,大约三十年前,宗元之父柳镇任鄂岳沔都团练判官,宗元随父曾在长沙驿前南楼与“德公”话别。“海鹤”自然是指德公,但称德公为“海鹤”,却自有其独特的蕴涵。其具体所指,今日虽已不可确知,却可从中领略到一种潇洒、自由、无拘无束、来去自如的意味,并由此给全诗增添一种空灵的诗化的情调。
通首抒情,蔼然仁者之言。无一字不质朴,无一语不出自肺庸。今昔之感,洋溢在字里行闻,字字句句扣紧感旧的题旨,一气贯注,自然浑成。“存亡三十秋”,蕴藏着无限的伤感。既有世路的艰险,更有人生的坎坷,既有昔日的情愫,又有今朝的思慕。“数行泪”是哭德清公,也是哭自己的功业未就,谤责飞腾。着一“独”字,而身世之寂寥。前路之渺茫,概可想见。诗人怀旧伤今,所以有诸多感慨。
其实还有一层无常感他没说出来:仕宦更是无常!一月奉命北归,二月到京,三月又贬柳州,人生太难预料了!怀旧伤今,诗人禁不住流下数行清泪。这首诗与前《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诗相较而读,一喜一悲,炎凉相继,颇耐人寻味。
陶渊明可以辞官,可以守穷,但不可一日无酒,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所以对于他来说,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陶渊明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诗中每句用一“止”字,读来风趣盎然,具有民歌的情调。
这首诗大意并不难懂,总体来说是因为饮酒伤身,要“止酒”(戒酒)罢了。但这首诗的“止”字解释起来还真麻烦,如果全按“停止”(戒除)解释,“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四句就解释不通了。“止”古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止于”,说得直白点,就是“停留在……上面”,那么“高荫”“荜门”“园葵”“稚子”就是都渊明乐意停留在这上面了。但按这个意思解释后面“止酒”又解释不通了。因为“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这两句明显是说“只知道戒了酒不爽快,但不知道戒了酒对自己又好处”。看来这篇中的“止”字,还是前后分成两个意思的。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有个特点,每句都带一个“止”字。朱自清先生推测此体早已有之。既然早有此体,就应该有所留传。但在陶渊明此诗之前,又没有例子流传下来。这未免让人对朱自清的推测难以信服。清代陈祚明和吴瞻泰都认为这种每句中含有同一字的写法是陶渊明开创的。即使如朱自清所说,此前已有此体,陶也当是此体较早的作者之一。当然这种写法被后人发扬广大了。明代薄命才女贺双卿,有一首《春从天上来·饷耕》,就是这种诗词极至。
此诗的前二句就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愁怨忧思。娄图南常年飘零在外,羁旅天涯,今又客居他乡,难免不生愁绪。这一“思”一“愁”,既抒发了情感,又点明了娄的部分病因。三、四句“梦绕羽人丘”,进一步剖析娄病的主要原因。原来,娄整日魂牵梦绕的是如何入道,虽然被称为“居士”,也“将入道”,但终究还没有入道,个中滋味,常人很难了解,只有诗人深谙其中奥秘。诗的前四句,诗人不仅摹写其状,更主要的是通过娄病这一情形的描摹观照娄的内心,为下文劝勉娄图南做了铺垫。
诗的五、六句为诗人劝勉之句。娄图南甘于清贫,乐于求道,并为入道孜孜以求,文才“传咏都中”之名已丧失殆尽。要想找回“遗名”,诗人给他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得自求”。两句中一“怜”一“得”,表明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诗人在《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指出:“(娄)为处士,吾以为非时也……以图寿为道,又非吾之所谓道也。”并针对娄图南“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之道,发出激问:“……其于道何如也?”
“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两句,勾画了一幅独守残月空壁、候虫入室长鸣的清幽愁伤的楚地秋夜图:天上悬挂着弯弯残月,透着星许亮光。月光下,寺院幽寂,寺门虚掩,石壁空空,秋虫“唧唧”。这里有残月的微光,秋虫的长鸣,声光俱见,情景交融。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愁肠百结、思绪绵绵。这两句历来被后来的诗人学者所推崇。
诗的最后四句既是劝慰之句,又是抒怀之言。作为朋友,应礼尚往来。娄图南“委以双金”,诗人却很难酬以杂佩。这当然是诗人的谦逊之辞。对娄一心只想羽人飞天,诗人郑重指出:“碧霄无枉路”,意即无碧天云霄的来去之路,求道的结果也只会是“徒此助离忧”,奉劝娄不要继续迷恋于入道,应清醒过来,奉行“君子之道”。
全诗以“愁思”开头,以“离忧”结尾。从表面上看,诗人是写娄图南的忧愁情怀。其实只要联系柳宗元贬永十年的非凡遭遇,就不难发现,诗人也是在抒写自己的“愁思”、“离忧”。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