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薛涛流传下来的诗篇,以七绝为最多,同时也以七绝为最好。在这些七绝诗中,又以抒情的最多,也以抒情的为最好,这些诗哀婉流畅,清丽多姿,令人读了,深深感到薛涛的文采风流,才华卓越。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薛涛一生的辛酸生活,凄凉身世,寄与无限的同情。唐代各地官府及军镇均设有乐官,官妓居于其中。她们专为官府服务,献艺陪酒,甚至私侍寝席。当时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特别赏识薛涛,常命她来侍酒唱和,接应宾客。后来,韦皋甚至奏请朝廷想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未获批准,但人们从此戏称薛为“女校书”了。从韦皋、高崇文、段文昌到李德裕,西川节度使共历十一届,他们均与薛涛有诗酒往来,关系极为特殊。薛涛的诗大多散失。清代编纂的《全唐诗》中有她的诗88首,多是吟花咏月、应酬唱和、感春伤别之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是很高。但如细读起来,在字里行间往往能感受到诗人凄苦悲凉的难言之痛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薛涛最令人赞赏的是,她虽与权贵“诗歌唱和”,却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完全以平等的身份、非常善解人意地交往。
张元夫是西川节度使幕府校书,薛涛与他相识于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以后,从诗中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他们相识时张元夫肯定早有家室,此时的薛涛大概三十多岁,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他们可能兴趣相投,可也止于神交。此时张元夫应该在长安朝廷中任职,薛涛也已退隐浣花溪畔。诗中薛涛描述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每天“前溪独立后溪行”,连白鹭都熟悉了她的朱衣而不惊慌逃避。女诗人自问自答:为什么人间这么哀愁寂寞?是因为知音难觅,伯牙琴弦早已断绝。表现了非常深沉的哀愁与寂寥。
离愁别恨,也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却各有不同,因而词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各异。严仁的这首词,以借景抒情取胜。
“一曲危弦断客肠”。写楼上别筵情景:宴席将散,一曲哀弦,愁肠欲断。万种愁情,借琴曲传出,令人魄荡魂销。首句便给通篇定下了基调,接着,作者又将笔对准到河桥附近的帆船上:人已进船,船舵和桅、“一转”,包含几许离愁别恨!这一句由将别而即别,词意推进一层,惜别的气氛更为浓厚。“江心”句由即别转到方别。帆随云动,写出了似为云所“带”的主观感觉。“楼上”一句,从对方着笔,终于拈出一个“泪”字来,把抒情气氛推上了高峰。
以上两句互为对偶,各写一方,将惜别之情,写得深挚感人。
下片直接抒写离情别意。头两句仍为写景。碧草芳美,岸柳才芽,青春作别,倍觉魂销。正是“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两句以美好的春景,反衬惜别之情。“载将”一句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恨”写得具体而有分量。结拍二句改设问为肯定语气,是全词一气写分别至此必然的感情蕴积。以悠悠不尽的东流江水,喻绵绵不断的离别愁情,使主题进一步深化,令人回味不绝。
作者在上片借景抒情,层次分明,步步推进,虽不点破,却蕴蓄着浓厚的惜别之情,是融情于景的典范。下片惜别之情滔滔而出,亲切可感,表现出作者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此诗以淡雅的笔墨描绘了汉江周围壮丽的景色,表达了诗人追求美好境界、希望寄情山水的思想感情,也隐含了歌颂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功绩之意。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颔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颈联由远而近,远近相映,笔墨酣畅;尾联直抒胸臆,可比作画上题字。诗人采取的几乎全是白描的写意手法,从大处着墨,于平凡中见新奇,将登高远眺、极目所见的山川景物写得极为壮阔飞动,奔放雄伟,全诗犹如一巨幅水墨山水,意境开阔,气魄宏大。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语工形肖,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湖南等地都属于楚国,而襄阳位于楚之北境,所以这里称“楚塞”。“三湘”,一说湘水合漓水为漓湘,合蒸水为蒸湘,合潇水为潇湘,合称三湘;一说为湖南的湘潭、湘阴、湘乡。古诗文中,三湘一般泛称今洞庭湖南北、湘江一带。
“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九派”,指长江的九条支流,相传大禹治水,开凿江流,使九派相通。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只见莽莽古楚之地和从湖南方面奔涌而来的“三湘”之水相连接,汹涌汉江入荆江而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诗虽未点明汉江,但足已使人想象到汉江横卧楚塞而接“三湘”、通“九派”的浩渺水势。诗人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涌流到天地之外去了,两岸重重青山,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前句写出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又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着墨极淡,却给人以伟丽新奇之感,其效果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调浓丽的水彩。而其“胜”,就在于画面的气韵生动。
王世贞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说得很中肯。而“天地外”、“有无中”,又为诗歌平添了一种迷茫、玄远、无可穷尽的意境,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此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画面上疏密相间,错综有致。
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写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正当诗人极目远望,突然间风起浪涌,所乘之舟上下波动,眼前的襄阳城郭也随着波浪在江水中浮浮沉沉。风越来越大,波涛越来越汹涌,浪拍云天,船身颠簸,仿佛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风浪之前,船儿是平缓地在江面行驶,城郭是静止地立于岸边,远空是不动地悬于天际;风浪忽至,一切都动了起来。这里,诗人笔法飘逸流动。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进一步渲染了磅礴水势。“浮”、“动”两个动词用得极妙,使诗人笔下之景活起来了,诗也随之飘逸起来了,同时,诗人的一种泛舟江上的怡然自得的心态也从中表现了出来,江水磅礴的气也表现了出来。诗人描绘的景象是泛舟所见,舟中人产生了一种动荡的错觉,这种错觉也正好符合诗句中的汉水的描写,所以这两个词用得极其恰当。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山翁,即山简,晋人。《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要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尾联诗人直抒胸臆,表达了留恋山水的志趣。
古时文人墨客常常借酒抒怀,使得酒成就了“钓诗钩”的美名。这篇《殿前欢》正是卢挚乘着酒兴挥洒而成的作品。这首小令写作者携酒游山,任性自然之乐。曲子开篇就带浓浓醉意,而后极力渲染率情任意的醉翁之态,意态飘逸。
“酒杯浓。一葫葫春色醉山翁,一葫葫酒压花梢重。”开篇三句渗透着浓醇的酒香,满目春色尽在酒中。醉后的卢挚品味出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意趣来。一杯接一杯的美酒,蕴藏着生机勃勃的大地和花枝叶茂的美景。酒“钓”出了春景和醉趣,作者将酒葫葫挂在枝丫上,显示出自己率真自然的醉翁情态。不仅作者自己如此,连书童也兴致高昂:“随我奚童,葫葫干、兴不穷。”两人就算喝尽了葫葫中的美酒,兴致也依然高昂。这时候酒已非必要的存在,作者因酒兴而诗意大发,畅游山水间,忘记了俗世的杂念,变得无拘无束。
“谁人共,一带青山送。”此时他已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于是有了“乘风列子,列子乘风”这样的妙句。列子名列御寇,是传说中得道的“至人”,是“任真脱俗”的代表。此处借用列子的故事来表现自己饮酒之后所达到的冲而不薄,淡而有味的精神境界。卢挚正如其笔下的醉翁一般,既不追求“桃花源”式的理想,他所表现出来的超然也并不是另有寄托,别有怀抱。官运尚算亨通的他,并没有矫揉造作地强诉愁思,而是表达一种纯净无忧的情怀。他饮酒不是为了排解忧郁,而是为了享受独酌的乐趣。以“酒”贯穿全篇,是这首小令的特色。卢挚处处将情绪的表达与“酒兴”结合起来,使整首曲子读来酣畅淋漓。最后两句句式反复,又增加了几分洒脱之趣。
卢挚是元代早期散曲作家“清丽派”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清丽”还没有像以后散曲那样过多地向词靠近。此曲体现了散曲特有的灏烂放达之趣。如“葫葫”一词在全曲中重复出现三次,这种情况是作诗词的大忌,然却是散曲特有的风味。这种以“葫葫”为语脉串通全篇,紧扣“酒杯浓”层层递进展开的作法颇得酣畅爽快的曲旨。而曲尾颠倒反复的句式更增加了全曲的洒脱之趣。此外,清丽之中而兼豪放,也是疏斋散曲的一大特色,此曲以“清”为里,以“放”为面,作者是在“我”的抒展中进入“冲虚”之境的。这种悠远和安宁与诗词大多以一种含蓄的内向深化而进入“超然”之境迥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