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周处》选自《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佚事小说。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录了汉末到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遗闻佚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放诞生活和清谈风气。据《晋书·周处传》记载，周处，字子隐，晋代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在任御史中丞时，曾上书弹劾王亲国戚，不避权势。后来奉命征讨氐人齐万年，以少敌众，犹斩首万计，临危不惧，力战而死。这篇文章是写周处少年时代改恶从善的故事，表明一个人只要勇于改正错误，定会成为有用之人。
全文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周处少年时代的为人。作品先点出他的性格，“凶强侠气”，成为乡里的祸害。《晋书·周处传》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处少孤，……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意思是说，周处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因而无人管束，喜好游猎，不注意自己的品行，肆意横暴，乡里百姓都厌恶他，畏惧他。这篇作品却没有具体地写周处对乡里的危害，而只是把他与蛟、虎合称“三横”。这里是虚写，虽然十分简略，却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蛟、虎危害百姓，百姓畏惧它们，憎恨它们，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义兴百姓却把周处与它们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周处“尤剧”可见周处对乡里的危害之大，乡人对周处憎恨的感情又是何等强烈。同时也为下文写乡人对周处为民除害一事的反应作了铺垫。
第二层写周处杀虎斩蛟为民除害的经过重点突出了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这里是实写，有详有略。由于周处好勇斗狠，争强好胜，所以乡里有人鼓动他杀虎斩蛟。实际上乡人是想利用他除掉二害，使三害“惟余其一”。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周处的憎恨之情了。可是作者觉得渲染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接着写他为民除害后乡人的反应。先写周处杀虎，一笔带过，再写他“入水斩蛟”。作者作了具体细致的描绘：“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这几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周处与蛟激烈搏斗的情景。与凶恶的蛟搏斗，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周处毫不畏惧，在水中上下翻腾，一直漂流了数十里，仍然紧追不舍，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周处的过人之勇。然后写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过了三天三夜，乡人还不见周处回来，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以为三害皆除，于是更相庆”，作者把人们对周处深恶痛绝的感情强化到了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样写，就为下文写周处的思想转变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三层写周处决心改过自新，这是全文的重点。先写周处的思想转变。周处斩蛟归来，听说乡人以为他已死而互相庆贺，这才知道自己被人们所憎恨，于是有了改过的念头。可以想见，乡人的态度给他心灵上的震动是多么强烈。象周处这样一个“凶强”成性的人，光是好言相劝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他当头棒喝，才能使他猛然醒悟。当然周处的醒悟还必须有内在的因素为基础。他不仅有“凶强”的一面，也还有“侠义”的一面，即争强好胜。这说明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自以为是个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好汉，理应受到乡人的尊敬。岂知人们对他竟如此深恶痛绝，这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于是“有自改意”。作者这样写，合情合理，深入地揭示了周处改过目新的内在动力。接着作者写他改过前的思想矛盾。周处想改过自新，但又心存疑虑：担心自己年岁已大，最终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请教当时有名的“二陆”(陆机、陆云)。他详细地向陆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思想上的顾虑。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因此陆云就以“朝闻夕死”相勉，并针对他思想上的顾虑，从正面鼓励他：一个人应该忧虑的是自己的志向有没有树立，又何必去担心自己的美名能不能远扬呢？于是周处翻然改过，终成忠臣。作者写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详细具体，而写他改过的经过却极为简略，真是惜墨如金。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突出周处改过自新的思想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者是按照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周处的，这是作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赞扬周处勇于改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处的形象，既写了他与虎、蛟并列，为害乡里的可恶可怕的一面，也写了他为民除害、勇于改过的可敬可爱的一面。这个形象使我们认识到，青年人容易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难得的是立志改正，尤为可贵的是不易初志，抱守终生。
这篇短文在结构上颇具特色，作者精于剪裁，运用虚实结合的写法，突出了周处改过自新的内在的思想基础。作者虚写周处横暴乡里的事实，而实写他为民除害的过程，是为了揭示他改过自新的内在动力。详细具体地写了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而对他改过自新的过程却一笔带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他痛改前非的思想基础。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不仅使读者感到周处改过自新的行为合情合理，真实可信，而且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作品的语言也极为简练生动。全文只用了一百九十一个字，却把周处的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其简约与生动令人拍案称绝，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这是一首纪游抒怀词，写词人春泛西湖的所见所闻所感。全词分两个部分：上片与过片的前两句为前半部分，咏西湖春泛之全景，气氛欢快;末三句为后半部分，写自己泛舟欲归，情调黯然。临江仙：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原曲多用以咏水仙，故名。“堤曲朱墙近远，山明碧瓦高低。”曲：水流弯曲的地方。两句大意是：春天的西湖周围，山明水秀，风景怡人。在长堤的水流弯曲处，坐落着许多亭台楼榭，红墙碧瓦，远近高低纵横。起二句对仗工整，总写西湖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色彩鲜明，气韵横生。“好风二十四花期，骄骢穿柳去，文舟益挟春飞。”好风二十四花期：即二十四番花信风。古人将春天前后八个节气分属二十四种花，它们是：小寒梅花、山茶、水仙;大寒瑞香、兰花、山矾;立春迎春、樱春;雨水菜花、杏花、李花;惊蛰桃花、棣棠、蔷薇;春分海棠、梨花、木兰;清明桐花、麦花、柳花;谷雨牡丹、荼种、楝花。骢：原指毛色青白相杂的马，也泛指马。文罦：即画舫。罦，刻有罧首的船。三句大意是：在二十四番花信风轻吹的三四个月中，西湖边风景如画，游人如织。骑马的游客在柳树间穿行;湖中画船如云满载春色荡漾往来。“骄”字刻画出游客的盎然意兴，“文”字更为此画面增添了几许绮丽的色彩。“箫鼓晴雷殷殷，笑歌香雾霏霏。”殷殷：盛大的样子。霏霏：形容云气、雾气很盛的样子。两句大意是：西湖边上箫鼓齐鸣，乐声喧天，仿佛晴空响雷一般。笑声歌声不断，随着花香弥漫于湖上。此二句从听觉和嗅觉方面着笔，进一步刻画出西湖春天的热闹繁盛景象。“闲情不受酒禁持，断肠无立处，斜日欲归时。”禁持：是宋、元方言，摆布、纠缠的意思。三句大意是：心中甚感幽独落寞，即使喝得醉意醺醺也高兴不起来。满腹愁苦无处诉说，唯有在斜阳之下凄凉地归去。这一部分写词人将自己悄然置身于繁盛热闹的场面之外，大有辛弃疾《玉案》词中的主人公“东风夜放花千树”时“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情味。从写作技巧上来说，这是一种对比的章法，临结一转，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余地。
这首小词情景反衬。词人置身花香弥漫、歌舞喧天的西湖春景中，心中充满凄凉，是以乐景写哀情的典型手。
词的上片，前两句写春归后的凄凉景象，后两句则回答了“春归何处”的疑问。作者以心中想念的“燕子”和眼前望见的“小院”、“阑干”、“阴雨”、“落华”组成春已归去的词境，托出黯淡哀怨的词情。这里展现的不是透露淡淡闲愁的欧阳修《采桑子》词所写的“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或晏几道《l临江仙》词所写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景。其写燕子，是“不曾来”的燕子；写雨，是“小院”中的“阴阴雨”；写落花，不是尚在空中飘舞之飞花，是被风吹聚到阑干一角的早已委落在地之花，而这一堆落花，在作者心目中竟是“春归处”。刘铉《蝶恋花·送春》词中“只道送春无送处，山花落得红成路”两句，似已指出春归之处，实则只说春是沿着花落之路而归去的；这“阑干”两句则把落花聚集之处看作春的最后归宿，看作春的埋葬之所，从而进一步、深一层地揭示了春之悲剧。广而言之，岂止春光之易逝如此、春归之可悲如此，世上一切美好事物也往往迅即消失，转眼成空，如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所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憾事。这两句词实有其人事的象征意义，有其深广的哲理内涵。
在词的下片中，作者把自我的身世之恨与春的悲剧下场融合为一。前两句写告阑“东风”的悲苦之怀、系心“飞絮”的眷恋之意。而对“东风”、对“飞絮”之如此情深者，究竟是归去之春的心，还是送春之人的情？这在作者的笔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后面“浮萍”两句紧承“飞絮”句，用杨花入水成浮萍的传说，把词意、词情转进一层。词是送春，写春之归去，但作者却并不写到春去而止，更从春的本身写到春的化身，从春的今生写到春的来生，再从化身写到化身的化身，从来生写到来生的来生，以见春的身世之倍加可怜、春的命运之倍加可哀。春魂之化作天涯絮，而飞絮又落水化作浮萍，这来世杨花转来世萍的三生命运，使辞阑人间的春魂注定了要生生世世飘荡下去，其苦恨深愁是无穷无尽的。纵然作者在词的结拍处希冀其“莫向天涯去”，而其终必流落天涯，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下片的词意，似从前引万俟咏词“念远情怀，分付杨花”两句和贯云石曲“东君何处天涯”、“随柳絮吹归那答”两问，以及辛弃疾《摸鱼儿》词“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的意境化出，但其辞则更苦，其情则更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