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铜官人辞汉歌》诗中的金铜官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官，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无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官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
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官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官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茂陵：长安附近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秋风客：汉武帝曾作《秋风辞》，以此称他。开头两句是说，有人夜间听见茂陵中刘郎的魂魄巡游汉宫，仗马嘶鸣；可是天亮时这一切都消失了，什么迹象也见不到。
首二句想象汉武帝的阴魂预知铜官人将被搬走，头天晚上显示灵异的情形。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三十六宫：汉代长安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土花：指青苔。这两句写汉代遗宫的荒芜。是说，宫廷画栏前的桂树空飘着秋香，苑中青苔满地，人迹稀少。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东关：长安东门，这里指明所去的方向。酸风：悲风。眸子：眼中瞳人。这两句说，魏国的宫官把金铜官人装车送往遥远的魏都洛阳，出长安东门时，悲风迎面扑来，刺着金铜官人的双眼。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君：指汉主。这两句是说，金铜官人离开汉宫时，只有天上的明月陪伴着它；因怀念武帝，泪如铅水洒落。
“清泪如铅水”照应上文“酸风射眸子”，把金铜官人拟人化，想象它因为离情而落泪，同时增添了铜人落泪传说的戏剧色彩。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客：指铜人。咸阳：离长安不远。它附近有渭水，汉代改称渭城。这两句说，金铜官人从长安东去，唯有道旁枯败的兰草为它送行；天公如有感情，也将因这兴亡盛衰的变化而伤感衰老。
这两句和末两句，是记写从长安至洛阳途中的情形，情景凄凉。“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的名句，妙在反衬，以无情的天公也会伤情变老，反衬出有情的人心中将会泛起多大的波澜。这是作者对兴亡变化的感叹，也反映出它离京去国时的悲愤。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是说金铜官人带着铜盘，独自离开汉宫后，在月下荒凉之地行进；过了咸阳，越走越远，渭水的波声也逐渐听不到了。
这都是诗人的想象之词。一个“独”字，照应了上文的“画栏桂树”、“三十六宫”以及“汉月”、“宫门”，点出金铜官人不忍离别又只得离别汉宫的情状，也见出诗人辞官离开长安时的孤寂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征南诏这场战争是杨国忠把持朝政，为博名邀功而随意派遣边鄙一太守盲目攻击周边弱小民族的冒失行为。事先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事中又不能随机应变，导致了这场战争大败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内幕则不是高适所能深知，或者虽知而不敢言，但诗中所描述的山穷水尽的情形，所歌颂战士们无所畏惧的气概，的确荡气回肠，足以警戒世人，发人深省。
在这首诗中，诗人目的不在分析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成败得失，而在称赞战士们为国赴难，不顾自身安危的慷慨激昂的感人举动。但诗人选取这么一个材料，却只是为了表达如此片面的见解，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十分书呆子气，给人一种本末倒置之感，这自然是诗人见识为时代和自身经历局限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