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永贞元年(805),柳宗元曾溯湘江上行到永州贬所,度过了难熬的困顿生活。十年之后又要逆湘江而上去到比永州更加遥远偏僻的柳州任职,柳宗元想到重返京城施展抱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禁思绪万千.悲愁满腔,发出了“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的深沉慨叹。虽然诗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却透露了虽一再被贬,仍斗争不屈的意志。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这两句,紧扣题目中的“再上湘江"四字。此时是春末夏初,湘江水暖,江水碧绿,两岸杂花生树,青山叠翠,柳宗元对众山之会的湘水之流早就醉心过。可是此时此地,他却无心欣赏,只用“好在湘江水”一句带过,便回到他的再度被贬这一令人伤心的事件上来,所以次句诗,便紧接首句,顶前补足,用“今朝又上来”承接,不着议论,不写景物.满腔悲愤,藏而不露。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这两句,转笔写对前途的忧虑。不知此去要经过几度春秋?贬在离京城万里之外的荒远边州,何时才能被召还?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栗啊!柳宗元离开京城长安以后,对京城是眷恋的,那里是政治中心,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而柳州当时是一片开垦很少的荒凉之地,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而且瘴疠之气盛行,中原人士一向把这里视为畏途,从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谪放罪人的地方。想到这些,他自然盼望被召回京。
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从“翁仲遗墟草树平”一句看来,他已流露出“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情怀。刘禹锡酬赠诗中的“归目并随回雁尽”,也同样流露出对京城的眷恋和对北归的企望,但是柳宗元此去却再没有回来。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到达柳州;七月十七日,随他同去的同祖弟柳宗直便突然患暴病去世了。柳宗元由于长期被贬远州,精神上受到压抑,已经是未老先衰。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决定在这次大赦中召回柳宗元。然而此时柳宗元已经病人沉疴,诏书未到柳州,宗元便在这年的十一月八日含冤长逝了。 “更遣几年回”的希望,晚年盼望与好友刘禹锡作邻居的心愿,一切都落空了。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的诗句,已经成为诗谶,一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读此诗,对他的悲剧生涯,读者会感到痛借的。
《再上湘江》是一首五言绝句,语言朴素无华,如对友人说家常话,毫无斧凿痕迹,通俗而又自然。后两句诗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前途未卜的情景,用一句设问“更遣几年回”来作结,把思维活动表现得很真切,颇有情趣。虽篇幅短小,仍不失为一篇清新隽永的小诗。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此诗叙述作者夜渡湘水时的所见、所感,表现出作者的淡雅、闲适以及对渔村生活的赞赏。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
首联“客行贪利涉,夜里渡湘川”两句,写作者为贪赶路程,急于渡河而错过了宿处,只好在夜里乘船渡湘水了。作者用白描手法记述了匆匆赶路的情况,同时也点明了题目“夜渡湘水”。
颔联“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两句表明,因为是夜渡,对于周围的一切看不清楚,但是,野草的芳香,却带着露水的潮润扑鼻而来,远处不时传来悠扬、清脆的歌声,那是采莲女劳动中的欢声笑语。
颈联“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两句写撑船人看到了对岸的光亮,以为是江边渔村,就把船向火光处驶去,等到了近前,才发现原来是渔人夜宿潭边,燃起的烟火。这两句是视觉所见,把渔家生活形象地展现出来。
尾联两句“行侣时相问,浔阳何处边?”一个“时”字,表达出诗人的急切心情。因为诗人急于见到久别的好友,不时地问船夫:浔阳在什么地方?何时才能到达?连夜行舟诗人还嫌慢,可见他当时心情是何等急切。“浔阳”一作“涔阳”。涔阳在今湖南澧县涔阳浦。《九歌·湘君》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之句,诗人因联想及此而发问。
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