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
此此记词人送客遇妓醉饮的一段情事。按时间顺序先写郊原送客,次写归途遇妓欢饮,后写醉归惜花抒感。这段看似是写送客情事,实则是写词人政治失意的郁闷。
上片前三句写郊外的原野,长长的道路伸向远方。行人离去后,词人感到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后两句写孤城和残阳斜照,表达离愁别绪。词人把斜阳比喻成“余红”,相当新颖,并把感情寄托在余红上,说斜阳由于不舍城楼上的一处栏杆,迟迟不肯收敛起最后的一抹余晖。用斜阳对栏杆的不舍,来映衬词人对离去之人的不舍。这样,人与景融为一体,都被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接着,词人笔锋一转,描写陪同送行的歌妓。歌妓极力劝酒,词人大醉。
下片写次日酒醒后的情况。首三句将词人初醒时的睡眼惺忪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已经不太记得昨天的事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马,头脑里一片恍惚。幸好“惊飙动幕”,一阵狂风吹动来,掀起了窗帏,他的醉意立马被吹散了几分,一下子清醒多了,但并未完全清醒。“扶残醉,绕红药”表达了对春光的深爱之情。只有情深,方才能有下面的“叹”。“东风何事又恶”和上文的“惊飙”二字遥相呼应,结构严谨有序。结句词人暂时抛却烦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聊以自慰。
全词布局巧妙,章法一曲三折,直叙中有波澜起伏,顺叙中有插叙,令人回味。词作用比兴的手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委婉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