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门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门”,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门”,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门”,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