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虽仅寥寥十句,但写得波澜起伏,神采飞动。此诗不仅以最经济的手法分合交错地描写了射者、射技、观射者和被射物,而且暗示了诗人的“诗法”,即査晚晴所谓“以留取势,以快取胜”。宋代苏轼非常喜爱这诗,亲自用大字书写,以为妙绝。评论韩诗的人,多以这首诗作为韩诗的范例之一。
首句写猎场的情境:原野上猎火熊熊燃烧,四周围静悄悄的。一个“静”字,传出画面之神,烘托猎前肃穆的气氛,由此可以想见从猎人员屏气静息,全神贯注地伫伺猎物的情态。这是猎射前的静态,与下文猎射时和猎射后的动态,成强烈的对照。次句写猎射的对象雉鸡,笔墨简捷精炼,衔接自然紧密。野雉被猎火驱出草木丛,一见猎鹰,吓得急忙又躲藏起来。“出复没”三字形容逼肖,活现出野雉惊惶逃窜的窘态,与下边“惜不发”呼应。阁本李谢校改作“伏欲没”,就索然无味了。两句是猎射前的情景。
三、四句转入猎射,写将军的心理活动和猎射时的风度、神采。将军出猎自然不是单纯为了觅取野味,而是要显示自己的神功巧技。所以,他骑出盘旋不进,拉满强劲的弓,又舍不得轻易发箭。近人程学恂《韩诗臆说》评道:“二句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际得神。”所谓空际得神,就是不在实处作穷形极相之语。诗人不写将军如何勇猛敢决,也不写他如何纵横驰骤,呼鹰嗾犬,白羽交飞,围场中惯见的情景全部略去不提,而只选取了“盘出弯弓”这一特定的镜头,以突出将军矜持、自信、踌躇满志的神态。这里的巧,不仅指射技的精巧,更主要的是写人的智谋,写将军运筹的巧妙。这位将军不专恃武功取胜,他盘出弯弓,审情度势,选择着最能表现自己精湛射技的时机。他要像汉朝飞将军李广那样,“度不中不发,发必应弦而倒”,要一举使众人折服。一位有血有肉、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将军形象,便显现出来。两句笔势顿挫,用意精深。
接着两句写“巧”。野雉隐没之处,地势渐渐狭窄,野雉处于“人稠网密,地迫势胁”(曹植《七启》)的窘境,要继续窜伏已不可能;观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饶有兴味地观赏将军猎射。这是将军一显身手的时机。正当野雉受惊乍飞的一刹那,将军从容地引满弓,“嗖”的一声,强有力的箭,迅猛而准确地命中雉鸡。“雉惊弓满箭加”,一“惊”一“满”一“劲”一“加”,紧凑简练,干脆有力,“巧”字之意于此全出。
诗写到这里,似乎意已尽了。然而诗中忽起波澜,那只受伤的野雉带箭“冲人决起百余尺”,向着人猛地冲起百多尺高,可见这是只勇猛的雉鸡。侧写一笔,更显出将军的绝妙射技。“红翎白镞随倾斜”,野雉强作挣扎之后,终于筋疲力尽,带箭悠悠而堕,染血的翎毛和雪亮的箭镞也随之倾斜落下。这正是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诗写到这里,才直接点题,真是一波三折,盘屈跳荡。以写长篇古风的笔法来写小诗,更觉丰神超迈,情趣横生。
末两句在热烈的气氛中关合全诗。先以“仰笑”二字,极为传神地突现将军个人的性格特征,一位地方主帅骄矜得意的神气跃然纸上,接着以“军吏贺”照应前面“伏人”,写出围观的军吏敬服将军绝妙的射技,为他的成功庆贺。末句接写“雉带箭”——一只五彩缤纷的野雉,毛羽散乱地堕向将军的出前。诗戛然而止,然余响不绝,韵味无穷。
此诗最显著的特点是善于抒发诗人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最终以摆脱这种苦闷而展示出诗人乐观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分三段,第一段为前四句。开篇”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两句,直接点出积郁于心的”惆怅“。这惆怅虽仅时而出现,但对积极进取、乐观豪爽的诗人来说,却也是非常严重的。为此,他正襟危坐,自夜至明,最后竟不得不用长啸声来加以发泄:”平明空啸咤!“然而,”啸咤“是无济于事的,只不过聊以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而已,所以用了一个”空“字。”思欲解世纷“,用了战国时鲁仲连的典故。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之所以”惆怅“,原因是为了解除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就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中的矛盾和苦闷心情也是产生于这里。
诗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在积极用世和消极思想的对比之中进行多层次的交叉抒写。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诗的第二段。这一段共八句,在揭示诗人内心活动方面较之第一段更加深入具体。”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二句,上承”解世纷“作飞动的描写,用以状写理想与抱负的远大。这是正面的直抒。”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是反面的对比。就李白看来,面对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即使自己已年逾花甲,但也不能像伏生那样,老死于经文之中,于国于民毫无补益。这是一层。”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又是一层。这两句承上而言。如果自己不能乘风破浪,实现”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那么,也应在国难当头之时,拔剑而起,为统一祖国而建立功勋。这是正面的发挥。”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又是反面的对比。
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把古人、友人与自己交织在一起来加以描写。这明显地体现在第三段,即最后四句里边。”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诗人用管仲、乐毅来比喻何昌浩,同时,也是在写自己的怀抱。李白在诗中多次把管仲、乐毅作为自己仰慕和效法的榜样。最后”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二句表示,自己将跟何昌浩一样,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而决不能像长沮、桀溺那样做逃避现实的隐士。
李煜另一首《望江南》(多少恨)用的是以反写正的艺术手法,以乐来反衬苦,笔意有曲婉之感。但这首《望江南》(多少泪)则不同,是直笔明写,正见正写,直抒胸臆,坦吐愁恨的艺术手法,因而有愈见沉痛之感。二词可同读,对作者的忧思愁恨则体会更深。
“多少泪”即“多少恨”之续写,“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后,悲情更苦,离恨更深,作者再也无法自制,只能任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了。眼泪纵横当不是抽泣哽咽,而是激情难收,也许有号啕之举,但是,泪可流,“心事”却不可说,一是满腔悔恨无法说,二是故国情怀不能说,自伤之情、囚居之苦,片言俱现,作者心中愁苦跃然纸上。不但“心事”不可说,连往日可以寄托情思的凤笙也不能吹起,这种痛苦和不自由是非常地残酷。古人悲思不可解,常有“欲将心思付瑶琴”(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之想,而这情此景,作者却连这一点奢望都不敢有。况且,凤笙向来为欢歌之用,于此时吹奏,对李煜来讲,只是徒增感慨、更添思忆而已,所以一句“休向”,使作者的幽居无奈中又多添了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乎,“肠断更无疑”但是惟一的结局了。这首词正是李煜入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真实写照。
全词与“多少恨”同调,取笔不同但取意同。这首词直接写作者深沉痛苦,描摹细致,语言直朴,较“多少恨”有更直入人心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