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此诗首联“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说诗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颔联“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意思是说：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赴潇湘作客呢？这是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心他的亲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时局如此纷乱不宜远行的，表隐衷而出以设问，无奈与愤激之情自见。在严武当政时期，为了照顾诗人贫困生活，曾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诗人性忠直难被群僚所容，时受讥讽，因此不久坚决辞职归草堂。严武在世时尚且如此，此时他人亡职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诗人前往，因为那边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故旧，如舅父崔伟，朋友韦之晋、裴虬等人。
颈联说：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像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这是在去意已决之后，抚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举更显其悲。困苦生涯，莫此为甚，不能不悲愤交集，“黄发”、“白鸥”联成对仗，表示行廉志洁如故，决不肯为穷困改节。由此结出尾联的反语。尾联说：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表面是在负气说话自我解脱，其实是位卑忧国的肺腑之言。明知这班肉食鄙夫只会以权谋私，承担不起国家顶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久遭扼杀，国之将覆，不能不悲。寄忠诚忧国之思于愤激言辞之内，感人的力度更见强烈。清人蒋士铨有诗赞杜甫云：“独向乱离忧社稷，直将歌哭老风尘。”（《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这位诗圣的高尚情操。
这首四十个字的短小五言律诗，总结了诗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笔调堪称恢宏寥阔。而此诗尾联用激切语言所寄托的深于忧患不忘国难的赤诚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