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的七言律诗《三月》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盛景不再的感慨，其中也寄寓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奈。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晚唐早已没有了盛唐的雄壮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剩下的仅有颓废和衰弱，作为始终坚持反对朱全忠篡唐的有气节的士人，身处这种时代，面对危乱的时局，却只能无奈叹息，这首《三月》正是诗人无奈的哀叹，一方面是借哀叹美好的初春三月来哀叹国势颓危的晚唐王朝，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盛年易逝，无可挽留，功业未就的现实感慨万分，诗的结尾 “新愁旧恨真无奈，须就邻家瓮底眠”万般无奈的心情表露纸上，借酒消愁却愁更愁。
辛夷花是一月开花的，它才刚刚谢了，桃花却早早的开了。笫一句就说明写诗时是早春时节，这样的时节是充满生气的，绿地草涨莺飞，万物渐欣渐荣。在这样的日子出去踏青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南方，寒食时节，总是细雨飘飘，滋润着千树力‘花，也带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第一句的前半句“四时最好是三月”，正好说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就好比一个人的少年时期，一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时期，然而少年也像春天的三月那样，晃一晃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样，在你的指缝隙间流失，而你却全然不知。韩偓在这里就借用短暂的三月来感叹少年时期的一去不复返，让人不禁的感伤了起来。“吴国地遥江接海”，吴国即吴地，是长江及其支流哺乳的地域，长江经过吴地最后流入浩翰的东海，故诗人说“江接海”。汉陵是汉朝天子陵墓，“汉陵魂断草连天”，汉朝天子建立的辉煌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今也只剩陵墓断碑伴着杂草丛生。“新愁旧恨真无奈”，新增添的忧烦苦闷和旧有的遗憾悔恨，让诗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他除了借酒醉酣睡在瓮底，还以做什么来扭转故国火亡的乾坤呢？
整首诗由春天短暂的三月写到人生的少年，又寄寓着家国灭亡的哀痛。春天的三月快的让人无奈，少年的大好光阴逝去让人无奈，国家变迁更让人无奈。这首诗倾注着诗人对国家的眷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让诗人的诗作风格有着质的改变，和李煜一样，社会动荡、王室颠覆给予韩偓诗歌创作以重大影响。他的诗常有以不写而写来传达窈妙之情，一句“一去不回唯少年”，无伤而让人感伤；一句“新愁旧恨真无奈”，不明言其愁，而愁巳不言而喻。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
《李鄠县丈人胡马行》的作者是杜甫，被选入《全唐诗》的第217卷第27首。仇兆鳌《杜诗详注》评注此诗：“丈人骏马名胡骝，前年避贼过金牛。回鞭却走见天子，朝饮汉水暮灵州。”首言马行迅捷。从乱禽颠沛说起，便有奇气。过金牛，扈从明皇也。见天子，趋谒肃宗也。却走，退走也。
“自矜胡骡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一闻说尽急难才，转益愁向驾骀辈。”此见其济难之功。赵注：急难才，如刘备的颅跃过檀溪以免刘表之追，刘牢之马跳五丈涧，以脱慕容之逼。此处指避胡一事言。愁向驾胎，自叹所乘者皆疲马也。
“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此写其神骏之姿。耳锐蹄坚，筋胜于肉，此良马之相也。
“洛阳大道时再清，累日喜得俱东行。凤臆龙鬐未易识，侧身注目长风生。”末言同行见马，结归李丈。凤臆龙鬐，一时未易测识，但见侧身注目，足下风生，果是绝尘之骥矣。《杜臆》：马不易识，以况相士之难。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