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天地能够测量，唯有奸诈之人的心最难防。
只听说忠心红得像血，谁知道些善于说假话的人，舌头像簧一样。
劝你掩鼻子你不要掩，免使你夫妇俩变成参与商。
劝你捉蜜蜂你不要捉，免使你父子俩变成豺和狼。
海底的鱼啊天上的鸟，高的可以射，低的可以钓。
唯有人们相对坐，各自安的什么心，谁能料得到？
你不见李义府之流笑欣欣，笑中有刀暗杀人。
变化神奇的阴阳都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
注释
诈人：指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
度：测量，计算。
量：测量，丈量。
人心：这里专指奸诈之人的心。
丹诚：忠心。
巧似簧：《诗经·小雅·巧言》：“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簧，乐器里用以发音的片状振动体。这里是指那些善于说假话的人，舌头像簧一样，能用动听的语言来迷惑人。
“劝君掩鼻”二句：《韩非子·内储说下》载，楚王的夫人郑袖，性多嫉妒。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人，郑袖表面上对这位美人十分友好，暗中却设计陷害她。郑袖对美人说：“楚王非常喜欢你，只是讨厌你的鼻子。你见楚王应该掩鼻。”于是美人见楚王便掩鼻。郑袖又对楚王说：“美人讨厌您身上的臭气，所以见您就掩鼻。”楚王听后大怒，下令割掉了美人的鼻子。
参商：参星和商星。《左传·昭公元年》载，昔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次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帝迁阏伯于商丘，主祀辰星，即商宿。迁实沈于大夏，主祀参宿。参商二星，此出彼没，永不相见。常用以比喻人分离不得相会。杜甫《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劝君掇蜂”二句：蔡邕《琴操》载，尹吉甫有个儿子叫伯奇。伯奇的母亲死了，尹吉甫就又娶了后妻。后妻生了个儿子叫伯邦。后妻在尹吉甫面前造谣说，伯奇调戏她，她还安排尹吉甫在暗中观察，并故意放一只毒蜂在自己衣领上，让伯奇替她捉。这样尹吉甫就真以为伯奇调戏后母，因而把伯奇赶出了家门。后因以“掇蜂”为离间骨肉的典故。掇，拾取，捉拿。
豺狼：两种凶残的野兽。
“海底”二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对他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会跑。跑的兽可以做网捉，游的鱼可做丝绳钓，飞的鸟可以做箭射。”
咫尺：形容很近的距离。古代以八寸为咫。
料：估计，猜想。
欣欣：高兴的样子。
潜：暗中，暗地里。
阴阳神变：《周易·系辞上》：“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瞋：发怒时睁大眼睛，这里是生气、发怒的意思。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巧、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地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地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地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下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地人却言之凿凿地下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巧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巧之辈。“但见丹诚赤如“”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地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下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巧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巧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场、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下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下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巧、笑里藏场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巧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地巧用典故，写出了地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巧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地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地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地的形象性，使这首下理性很强的地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下得明白透彻。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五。下面是原扬州大学教授李廷先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是一首诗风粗犷，立意奇警的抒怀诗。奇就奇在最后一句：“磨损胸中万古刀。”
诗中说，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世间纷繁复杂的事情便一一发生。韩愈也有“事随日生”的诗句，意思相同。当时正是唐代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族侵扰的混乱时期。诗人经常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善良的人受到欺压，贫穷的人受到勒索，正直的人受到排斥，多才的人受到冷遇。每当这种时候，诗人便愤懑不平，怒火中烧，而结果却不得不“磨损胸中万古刀”。
作者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诗人。《唐才子传》说他在少年时期“尚义行侠，旁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这位年少时因爱打抱不平而闹过人命案的人物，虽然改志从学，却未应举参加进士考试，继续过着浪迹江湖的生活。他自幼形成的“尚义行侠”的秉性，也没有因“从学”而有所改变，而依然保持着傲岸刚直的性格。只是鉴于当年杀人亡命的教训，手中那把尚义行侠的有形刀早已弃而不用，而自古以来迭代相传的正义感、是非感，却仍然珍藏在作者胸怀深处，犹如一把万古留传的宝刀，刀光熠烁，气冲斗牛。然而因为社会的压抑，路见不平却不能拔刀相助，满腔正义怒火郁结在心，匡世济民的热忱只能埋藏心底而无法倾泻，这是十分苦痛的事情。他胸中那把无形的刀，那把除奸佞、斩邪恶的正义宝刀，只能任其销蚀，听其磨损，他的情绪十分激愤。诗人正是以高昂响亮的调子，慷慨悲歌，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这首诗用“磨损的刀”这一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比喻胸中受到压抑的正义感，把诗人心中的复杂情绪和侠义、刚烈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艺术手法十分高妙。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还没有看到用“刀”来比喻人的思想感情的。这种新奇的构思和警辟的比喻，显示了刘叉诗歌的独特风格。
这是一首怀友诗。陈伯玑名允衡，江西建昌人，与作者称得上知音。正当初春时节，五万复苏，柳枝新绿。作者见柳树而思好友，所以写下这首抒情之作。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以乐景写哀情和煦的春风情意绵绵地吹拂着青青杨柳，在这柔柔春光中，绿意铺展开来。优美的景致反衬出思念之情的忧伤，而这忧伤中又带着丝丝甜意，这真是“甜蜜的忧愁”。“绿到芜城第几桥？”以设问句式提出，显得别有情趣：杨柳该是绿到当年话别的桥头了吧？“芜城”即指扬州。东风杨柳等景物渲染出一种美好的氛围，绿满天涯的景象更是烘托出一种旷远的境界。
于是就有了“欲折一枝寄相忆”的念头。折杨柳赠别是古来风俗，诗人循此古风，欲折一枝而赠与友人，以寄相忆之情，这是很自然的，未足称奇。但本句的意义承接和构思之所以显得平平，正是为了突出下一句的神来之笔。“隔江残笛雨潇潇”，这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最能体现诗人所标举的“神韵”究竟为何物，最耐人寻味：正当诗人动起相忆之念时，从长江的对岸，也传来了断断续续的笛声。这笛声在此际出现，显得多么发人遐思!或许，这是知心的好友心有灵犀一点通，虽然为大江所阻，但他们心气相通，好友已想到了诗人正在忆念自己，故虽然东风还只绿到芜城，杨柳还未出现于金陵，他也为了回报诗人的相思，吹奏起了清越的长笛。若确是如此，诗人自该是激动万分了，但在末句中，却没有丝毫激动的情绪，只有一片惆怅的烟雾：毕竟这笛声是“残笛”，被潇潇的江天细雨吹打得零散不成乐章了，诗人辨不出那是不是友人惯吹的曲子，也听不分明笛声里有怎样的心曲包含着，他闻笛时的心情，也一如春雨一般迷茫惆怅。
整首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作者把自己对于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寄寓在东风、杨柳、隐隐笛音、潇潇春雨等景物之中，深沉的情感与清丽而优美的景物融为一体，蕴意绵长，言近旨远。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