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里说的。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
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
墨池的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又请求我说：“希望有一篇(墨池)记。”推测王先生的用心，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何况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注释
临川：宋朝的抚州临川郡(今江西省临川区)。
隐然而高：微微地高起。隐然：不显露的样子。
临：从高处往低处看，这里有“靠近”的意思。
洼然：低深的样子。
方以长：方而长，就是长方形。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是古代有名的大书法家，世称“书圣”。
苟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
张芝：东汉末年书法家，善草书，世称“草圣”。
信然：果真如此。
邪：吗，同“耶”。
强以仕：勉强要(他)作官。
极东方：游遍东方。极，穷尽。
出沧海：出游东海。沧海，指东海。
娱其意：使他的心情快乐。
岂有：莫非。
徜徉肆恣：尽情游览。徜徉，徘徊，漫游。肆恣，任意，尽情。
休：停留。
书：书法。
晚乃善：到晚年才特别好。
所能：能够达到这步。
盖：大概，副词。
以精力自致者：靠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致，取得。
天成：天然生成。
及：赶上。
岂其学不如彼邪：是不是他们学习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呢？岂，是不是，表示揣测，副词。学，指勤学苦练。
则学固岂可以少哉：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则，那么，连词。固，原来，本。岂，难道，表示反问，副词。
深造道德：在道德修养上深造，指在道德修养上有很高的成就。
州学舍：指抚州州学的校舍。
教授：官名。宋朝在路学、府学、州学都置教授，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
其：指代墨池。
章：通“彰”，显著。
楹间：指两柱子之间的上方一般挂匾额的地方。楹，房屋前面的柱子。
揭：挂起，标出。
推：推测。
一能：一技之长，指王羲之的书法。
不以废：不让它埋没。
因以及乎其迹：因此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
推：推广。
学者：求学的人。
夫：语气词，放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
尚之如此：像这样尊重他。尚，尊重，崇尚。
仁人庄士：指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
遗风余思：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余思，指后人的怀念。余，也是“遗”的意思。
被于来世：对于后世的影响。被，影响。
何如哉：会怎么样呢？这里是“那就更不用说了”的意思。
一、词类活用
①池水尽黑。（名词活用作动词，变成黑色。）
②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快乐。）
③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形容词活用作名词，长处。）
二、特殊句式
①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判断句）
②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介宾结构后置句）
③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介宾结构后置）
④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状语后置）
⑤被于来世者何如哉！（宾语前置句）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墨池记》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是作者的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寥寥数语，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交代得清楚明白，饶有生趣。王盛题“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就是为了借助贤人名声和遗迹，来显扬本土人文景观，宏扬本土文化意蕴。但是，曾巩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而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如此。
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文中所说“深造道德”“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等等，体现了作者注意儒家道统的思想。文章也体现了作者讲求行文布局，叙事条理清楚的特点。首段叙述墨池的处所、形状和来历，可谓简而明。接着发为议论，先用揣测语气含糊认可“故迹”，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最后说明写作缘由，并借“推王君之心”，提出“勉其学者”学习“仁人庄士”的写作目的。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文章一面叙事，一面议论。借事立论，因小见大，言近旨远，十分切题。文中用了不少设问句，而实际意思是在肯定，因此话说得委婉含蓄，能引人深思。
全文仅有三段，第一段的开头，不求单刀直人，起笔扣题，而是着眼于整体，落墨于大处，表面上写的全是新城，没有一个字提到墨池，其实却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墨池四周的地理环境，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全景镜头”。接着，作者收拢视线，缩小范围，由大及小，最后才突现出墨池。“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日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伯子《临川记》云也。”写到这里，题中“墨池”两字方才正式写出，又用“洼然而方以长”六个宁，勾勒出墨池的外形特征，读者眼前顿时出现了墨池本身的“特写镜头”。这里应该提出的是：“日王羲之之墨池者”这一判断，是借古人苟伯子的口说出的，作者并不亲自道破，写法巧妙而富有情趣。传说中的王羲之的墨池，除了临川城东一处，此外还有多处，对于临川墨池的传说是否真实可靠，作者也仅仅是转述苟伯子的《临川记》的说法。之后用了“岂信然邪”这样一个设问句：难道这是真的吗？未加深论，这是作者写法的又一巧妙之处。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从地理位置、外形特点、得名缘由三个方面，扼要介绍了临川墨池的有关情况，给人留下了清晰的整体形象。行文曲折有致，构思精巧缜密，读来引人人胜。“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八个宁，说明了王羲之平时学书的刻苦专一，“费尽精力”，这就为下文的即事立论，提供了论据，埋下了伏笔。
写到这里，文章似乎可以顺势发展，进人议论了。可是作者并不急于要发表议论，而是在第二段的前半部分插进了一段回忆性的文字，追叙了王羲之的一段经历。前四句通过王羲之不愿为官而“极东方，出沧海”，到处游览的具体行动，刻画出他厌恶浑浊官场，喜爱山水名胜，追求自在闲适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时又为引出“自休于此”作好准备；后两句“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用设问推测的语气，指出他曾到过临川一带，也就是间接解释了临川城东为什么会留下墨池遗迹的原因，补充说明了临川墨池的来历。
经过对墨池位置、形状、来历等的简要介绍，完成层层铺垫之后，作者由叙述转到议论，从墨池遗迹而生发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辟论述：“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这几句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这才能是勤学苦练得来的，决不是天生就有的。王羲之是杰出书法家，素有“书圣”美名。但据《晋书·王羲之传》所载，他的书法起初不比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于精善，进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见到他用草书写的一封信，不由得大为惊叹，认为可与“草圣”张芝争胜。这里所谓“羲之之书晚乃善”，指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作者紧紧抓住“晚乃善”三字，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这就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因而无须旁征博引，多费笔墨，只用三言两语，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确论断，语气委婉但又十分坚定。其论证之精警，文笔之简洁，在古代散文中也算得上乘。为使文意进一步向纵深开阔，作者接着又用“然”字引出下文：“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后来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们在学习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够吗？这样看来，在学习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更何况要在道德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呢？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重点突出了一个“学”字。
然而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又并非是单纯强调学习，在他看来，提高道德修养，尤其重要。于是段末又用“深造道德”的学习尤不可废。这里的“岂其学不如彼邪？”和“况欲深造道德者邪？”两个疑问句式，都是表示完全肯定的语气。文章第三部分，作者掉转笔锋，折回墨池本身，全文显得风回路转，波澜起伏。“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二句，是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州学的校舍，这是补写墨池的现状，由此便自然引出了州学教授王盛索文的经过：“教授王君生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日：‘原有记”恐其不章’的“章”是“昭彰”的“彰”的假借字，意思是显著、为人周知。“王右军”，王羲之曾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史称“王右军”。“楹”，就是房屋前面的柱了。“揭”，原意是揭示、高举，这里引申为悬托。州学教授王盛担心墨池来历不能广为人知，于是书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字，悬挂在楹柱之间，又对作者说，希望能写一篇“记”。这几句写出了王盛对王羲之的表彰之意，还交代了《墨池记》的写作缘起，文笔简洁之极。在这以后，文章分作两层，推究王盛这样做的用心。第一层是：“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意思是说：我推测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由于他喜爱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他埋没不闻，因而连他的遗迹也一并重视吗？这就是王盛仰慕王羲之而言；第二层是：“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大意就是：莫非又是想借推广王羲之的感人事迹，来勉励那些州学生吗？这一层是结合王盛的特殊身份，就勉励求学者而发的。两层意思全属推测之词，因而都没有设问口气，由此可见作者用笔精细，连微小之处也不轻易放过。“勉其学者”四字，一方面点出了王盛此举的苦心，同时也是作者“记”的深意所在；再就结构而言，又可看作是上文“学岂可少”这一全文主旨的具体阐发。在推测王盛心意、点明写作缘起的基础上，作者即事生情，再次发表议论说：“夫人之有一能而使风余思”指流传下来的好作风好品德。“被于来世”指影响到后世。全文用“何如哉”三字作结非常妙，妙就妙在作者不把原意直接说破，而由读者自己去体味，这就产生了意在言外、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以“仁人庄士”的“遗风余思”必将长期流传、产生深远影响作结，这对当时的学子文人，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同时收到了深化主题的艺术功效。
曾巩在文章中，重在“论”而不在“记”，这种写法似乎远离题目，游离中心。然而，作者马上将笔锋一收，说王盛教授约自己作记，意图可能就是要劝勉后学者应像王羲之一样勤勉于学，不言放弃。这样写来不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发挥都成了题中之言，旨中之语了。前文一纵，此处一收，充分展示了作者艺术构思题是何等圆润，何等紧密。最后一笔，更是激励后学者的劝勉之辞：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会受到后人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后人对品学兼优者会怎样呢?其意不言而喻。
从题目来看，《墨池记》属于记叙古迹的那类“记”体散文，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对古迹本身的烦琐记叙，而是充分发挥其长于说理的艺术才能，紧紧围绕墨池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夹叙夹议，以议为主，无论记叙议论，都能挥洒自如。记叙部分既描写了新城的方位、地势、环境，又叙说了墨池的来历，还介绍了王羲之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理想情趣。生动别致，脉络分明。所有记叙文字，又只是作为引出议论的陪衬和发端。议论部分文笔精炼，逻辑性很强。例如，作者依据王羲之书法“晚乃善”的史实，只用一个“晚”字，便理由充足地说明了王羲之的精湛笔艺，是“精力自制”，“非天成”的道理。至于后世没有赶超过王羲之，也不是由于缺乏天才，而是“其学不如彼”，即主观努力不如他，所以最后的结论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学岂可少”上，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是刻苦学习的精神不能少。这样作者只须三言两语，便切中肯綮，收到点石成金之效；主旨一经点明，随即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了勉人为学的鲜明主题，从而使得这篇“记”体散文，成为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说理小品。
本文在写作上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先记叙墨池的方位、形状、传闻，然后发表议论，接着记叙王羲之的轶闻，再议论后世之所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王羲之，是因为他们所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并由此联系到道德方面的深造修养。最后记叙学官王盛为推广王羲之的事迹而采取的—系列措施，并对其用意发表议论，从而揭示出文章深刻的主题。
这篇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小及大，小中见大，用小题目做大文章。题目是为墨池作记，据说这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涤笔砚之池，但实际上，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还有浙江会稽等多处。从曾巩此文“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的语气来看，他对临川墨池是否确为王羲之的真迹，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因此，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也就是说，并非“天成”，而是后天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本文的第一层意思。这层意思紧紧扣住“墨池”题意，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文章的主旨并不就此完结。作者由此进一步引申、推论：（一）学习书法是如此，“欲深造道德者”也是如此。从学习书法推及道德修养，强调都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二）从“人之有一能”尚且为后人追思不已，推及“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将永远影响后世。也从书法推及风节品德，从具体的书法家推及更广泛的仁人志士，这是从他们对后人的影响来立论的。这两点推论都极为自然，并非外加，表现了曾巩思路的开阔，识见的高超。如果是低手写作这类碑板文字，往往就事论事，粘着题义，不知生发、开掘的。这是本文的第二层意思。沈德潜评本文说：“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题中”“题外”，即分别指上述两层意思。
更有说者，“题外”实在还在“题中”。这两层意思不仅由小及大，从前者推出后者，顺理成章；而且，从讲书法到讲道德，从讲怀念书法家到追慕先德，都还是跟题意相扣的。为什么能这样说呢?因为墨池旧址“今为州学舍”；本文之作，又是作者应“教授王君”的请求；王的目的又是“勉其学者”。所以，重点是一个“勉”字。于是，从学习书法到道德风节，自然是勉励生员们的应有内容。如果死扣“墨池”，拘于一般题义，只讲书法，倒反死于题下，甚至远离作记本意了。所以，这第二层意思，就一般作法来说，是“题外”；就本文来说，实在还在“题中”。
这篇短文的另一特点是多用设问句和感叹句。全文可分十四句，其中设问句五句：“岂信然邪?”“而又尝自休于此邪?”“况欲深造道德者邪?”“而因以及乎其迹邪?”“以勉其学者邪?”“也”字句两句：“荀伯子《临川记》云也”，“非天成也”。最后又以一个感叹句作结：“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这些句式的大量运用，使这篇说理短文平添了一唱三叹的情韵。特别是五个设问句，兼收停顿、舒展之功，避免一泻无余之弊，低徊吟诵，玩索不尽。前人以“欧曾”并称，在这点上，曾巩是颇得欧阳修“六一风神”之妙的。
该词上片以议论开始，后又转叙述，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离去的悲痛之情。下片则亦情亦景，直白率真地描写自己孤单的情景，孤凄婉转，妩媚动人。全词语言直白率露，明白如话，但情韵不减，其孤凄婉转之情溢于言表，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肯把离情容易看，要从容易见艰难。”词人说得直白，旧时情怀若能说忘便忘，这世问不知道要减去多少百结愁肠，即使几番平和了心态去面对过往，也经不住点滴回忆从不胜防的缝隙里一路叫嚣而来。而所有离别情绪中最令人不堪忍受的，便是生死之隔；所有陈年过往中最折磨人的，便是对亡者的记忆。
纳兰在妻子卢氏死后虽然没有追随而去，以后的生命里也有过别的女人，但他的伤痛和寂寞，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减少。毕竟，死亡是终极的解脱，而活着，就要选择与寂寞和绝望为伍，在潮水一般的往事里独自忍受，甚至没有一双可以握着的手。
“难抛往事一般般”这句则是说有些痛苦，隐藏在内心的角落，不为人知却深入骨髓，轻轻一碰，就会撕扯血脉一样地疼痛。无可告解，无法遗忘。细碎的往事一件又一件，想要抛开实在太难。
“今夜灯前形共影，枕函虚置翠衾单”，话说到这已是字中带泪，词人仿佛做了一场短暂的梦，醒来之后，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孤窗明月，寂寂书案，冰冷而难耐：他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妻子对他殷勤问暖，为他深夜挑灯，再也没有罗香偎人，盈盈笑语，牵挂他在外的脚步。
夜晚，灯光，总是能勾起人无限思绪。 “今夜”、 “灯前”，纳兰遥想起过往，也是自然。而当时独坐灯前的词人，看这夜晚，灯光满满的，记忆满满的，屋里却是空空的——妻子已经死了——“更无人与共春寒”，如花美眷，已做尘土，风雨消磨生死别，要他如何熬过那些枯竹冷雨的不眠长夜，如何面对孤灯明灭的客里茕茕。
比起历代悼亡词，纳兰词语句间总有种超出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他所愿只是一双料峭春寒时能握住的手，只是一个能陪他走到天荒地老的人，这样的情绪反应在词句里，就不同于元稹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也没有苏东坡夹杂的政治失意，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 “没有大挫折，有清纯的一份纤柔婉转的词心”。
这首小令将悼亡的情绪在夜晚灯火的映照下肆意铺张，在寥寥言语间蜿蜒流转的是一种渗透骨髓的纯粹伤感，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灵痛苦，一种幸福与爱情一去不复返的遗憾。而在这篇以及纳兰几乎所有的悼亡词中，又都有着一种对青春与爱情能够永生的渴望。或许，他的悲剧不在于卢氏的死亡，也不在于卢氏死亡所带来的悲伤，而在于卢氏死亡后他心灵无法摆脱的幻灭状态。字面上心死如灰的背后，是纳兰的迷惘，也是存活于这世间的人们都未看透的，人生的大真实与大虚幻，大欢乐与大悲哀。
这首诗先从岳父寄信来报知消息入手，写出了自己接到蜀地来信，知道妻儿都平安地住在岳父家中的喜悦心情，但又不敢深问具体情况的矛盾复杂心理，后再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又感慨哀痛自己身世。诗通篇全以感情运行，首联平静，颔联沉抑，颈联以淡淡的欢快挑起，尾联复归结于感慨哀痛。起伏跌宕，得自然之趣，尽真情之妙。
首句说从遥远的四川，回来一个带信的使者。看似起得平平，道来却也不易。开篇便是“巴蜀”二字，容易使人联想到李白“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古代四川的交通困难，早已使“巴”、“蜀”这些字眼染上一层滞重的色彩。因而紧接着的“通归使”也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那样“崎岖不易行”的蜀道居然“通”了，来了一位信使，而他所带的又正是自己朝夕盼望的妻儿的消息，这正是“家书抵万金”。“通”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字眼，但把“巴蜀”和“归使”串联起来，就打上了强烈的感情印记。
“妻孥且旧居”，是作者的内心独白。娇妻幼子，关山阻隔，不知有多久没有互通音讯了，作者想，他们的情况怎样？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面对远道而来的信使，脑海里日夜浮现的妻儿形象都要跳出来了，可是作者却写了这样一句淡而又淡的诗。像是沉吟，像是揣度，又像是自我安慰，一个“且”字，把那种又迫切又犹疑，惊喜慰惧交集，满肚子话要问却欲言又止的心情传达出来了。此时此刻的作者，正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了。
颔联两句把沉吟犹疑的原因挑明了。作者的心理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形成的。家人分居异地，消息阻塞，祸福不知，一方面盼望消息，一方面对消息反而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生怕会有坏消息传来，特别在战乱年代这种矛盾心理更为突出。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杜甫《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都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写照。陈师道是效法杜甫的，这首诗也受了杜甫诗的影响。
但不管怎样“不忍问”，害怕问，最后总得硬着头皮听消息。一旦获知妻儿都好，平安无事，作者就像久囚遇大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情立刻轻松起来，一扫嗫嚅之态，和信使也有说有笑了。因而“身健何妨远？情亲未肯疏”两句就带有明显的愉快情绪，既是作者对妻儿的安慰，也是一种自我慰藉。只要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那么即便隔山阻水也没有什么了。作者还进一步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夫妻、父子的亲情，绝不会由于分离而疏远、而隔膜。
尽管有淡淡的微笑，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异地分居、不能团圆的严酷现实。所以在最后一联，作者又情不自禁，悲从中来，不能抑制了。他想，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呢？追根究底，还不是因为科举不顺吗？古代读书人要想飞黄腾达，唯一出路是应试做官。陈师道尽管以孤介自许，实际上也未能免俗。“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顾影自怜，年已老大，愁病交攻，连自己的妻儿都养活不了，想到这些，提笔回信之时，他便洒下了伤心之泪。全诗的思想深度也在此深入一步，由家庭的悲欢离合上升到身世的感慨，对社会不平的怨愤抗议也就意在其中了。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
这是一首咏写钱江潮的作品，叙写江潮如雷似雪，有声有色，十分壮观。全诗可以分为观潮前与观潮两部分。
诗的前四句写观潮前。“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潮声巨大，犹如雷震，并臣震动百里。首句五个字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诗的起句先声夺人，很有力量。“鸣弦暂辍弹”描述县令暂停公务前往观潮，字面上却以“鸣弦辍弹”出之，巧妙地造成以弦声反衬潮声，使读者感到在江潮的巨大声势下，弦声喑哑了。这句暗用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公县县令时，鸣琴不下堂而把县城治理好的典故，称赞颜钱塘善理政。“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写县衙门内连骑涌出，急速赶到江岸上观潮，进一步渲染气氛。
诗的后四句直写观潮的景况。诗人仍不写涨潮，而是以“照日中云迥，浮天渤澥宽。”两句描绘钱塘江潮到来的壮丽景象。但诗人仍不是直接写潮，而用日光、中云、天空、大海烘托。上句以中云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下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澎湃动荡的伟力。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墙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而来。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坐凛生寒”是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江潮这宇宙的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由于诗人在描写钱江潮时多次运用了烘托的手法，进行反复的渲染，因而获得了直接描摹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一般观潮诗往往只极力描写大潮的雄伟壮丽，而这首诗从人和潮两方面来写。写人主要写听潮，写出观，写待潮，写观潮，写观感，写出了观潮的全过程。写潮用了一虚笔一实笔：虚是“百里闻雷震”，从听的角度写潮声；实是“惊涛来似雪”，正面写大潮的雄奇伟丽。诗一张一弛，张弛有度，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用“雷震”起调，先是一张。二句接着是言“辍”，一弛；三句言“出”，又是一张。四句言“待”，又是一弛。五六两句仿佛与潮无关，完全宕开去，是最大限度的弛。七八句将全诗推向最高潮，是最大限度的张。这首诗利用张弛的原理，高低的变化，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