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是“追忆旧事”，写离别后彼此深切思念的情景。“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明月之夜，清辉照人，最能逗引离人幽思：月儿这样圆满，人却相反，一个在嘉陵江岸，一个在曲江池畔；虽是一般明月，却不能聚在一起共同观赏，见月伤别，顷刻间往日欢聚步月的情景浮现在诗人眼前，涌上诗人心头。“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以“一宵”言“相忆”时间之长；以“潜”表深思的神态。由于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便从人的悲欢离合又想到月的阴晴圆缺，嘉陵江岸与曲江池畔相距很远，诗人不知道两地是否都是这样的“明月”之夜，这样的诗句将离情别绪说得十分动人。“两地阴晴远不知”在诗的意境创造上别出心裁。第一联里，离人虽在两地还可以共赏一轮团?“明月”，而在第二联里，诗人却担心着连这点联系也难于存在，从而表现出更朴实真挚的情谊。
诗的后半则是写诗人处于“新境”，叙述他对“旧事”的看法。“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正当”表现出白居易和元稹推心置腹的情谊。以“谁料”冠全联，言懊恼之意，进一层表现出体贴入微的感情：若知如此，就该早寄诗抒怀，免得尝望月幽思之苦。“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以“今朝”、“方”表示悔寄诗之迟，暗写思念时间之长，“共语”和“同悔”又表示出双方思念的情思是一样的深沉。
这首诗，虽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却通篇都道双方的思念之情，别具一格。诗在意境创造上有它独特成功之处，主要是情与景的高度融合，看起来全诗句句抒情，实际上景已寓于情中，每一句诗都会在读者脑海中浮现出动人的景色，而且产生联想。当读者读了前四句，会联想到江楼、圆月的景象和诗人凝视吟赏的情景，这较之实写景色更丰富、更动人。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
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一二句写泰山山脉绵延辽阔；三四句写泰山雄峻磅礴；五六句写仔细远望，见群峰云生，仿佛有归鸟入谷。七八句想象将来登山所见景象，同时抒发自己的抱负。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接下来“齐鲁青未了”，它没有从海拔角度单纯形容泰山之高，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的地理特点，在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是描写泰山的近景。一个“钟”字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被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个“割”字，则写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泰山以其高度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断，形成不同的景观，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这里诗人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也在此得到显现。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决眦”二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面前像着了迷似的，为了看够，因而使劲地睁大眼睛张望，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说明已是薄暮时分作者还未曾离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最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写诗人并不满足看岳而是想登上山顶一揽盛景的心情。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