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过苏州时流连光景之作。作品不仅描摹了苏州的明媚风光，也抒发了诗人达观不羁的情怀。
首联总写苏州风光之明媚爽目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江南景物特色：“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这两句是说：行舯东出盘门，一片清雅明媚之色，此刻，刚下过一阵细雨，天也放晴了。不说景物如何明媚，而说“刮眼明”，一个“刮”字的妙用，使人具体感受到大地如洗的新美，爽气得沁人肺腑。
首联是写总体感受，颔联承此而写具体景物：“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清风徐来，绿柳依依，宛如舞姿婆娑；春水泱泱，白鹭相随，宛如爱侣为伴，以说它们“俱自得”。近水如镜，既照着城头的雉堞、纹关石，又照着绿杨、白鹭和透行舟，好象要把世上的一切美秀都收于一镜之中；远山葱翠，或如玉簪亭亭，或发如鬟髻对起，似与近水媲美，所以说它们的喜爱。这一联不仅上下句对仗，而且是句中对偶（如“绿杨”对“白鹭”、“近水”对“远山”），这就使得韵致更谐美，画面更生动。这一联显然是从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两句化来，而一经点染，则别有韵致。这联诗还可以说是诗中有画，而且色彩鲜明，风光漪旎，生机盎然，韵味无穷。
处于这样“俱自得”、“皆有情”的环境中，诗人不能不对影自怜而生感慨，于是写出了“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这样语意双关的话。大自然诚然美好，但它既有“盛”，必有“衰”，而这种盛衰又不是主观意志所能主宰得了的，所以说在乎“天意”。“天意在”三字，表面是对造物主而发，实则也是对人世的主宰者而言。这事物的错综颠倒怎能不使人产生“万物盛衰”在“天意”之想。“一身羁苦俗人轻”是对世俗的讽刺。诗人四方漂泊，故曰“羁”；沉沦不僚，不得安闲舒适，故曰“苦”。合观“羁苦”，它兼指羁宦羁旅之苦。世俗之眼，只认荣华富贵，不识道德学问，羁苦之身，白为俗人所轻。诗人被借故劾免之后，曾向欧阳修写信说：“舜钦年将四十，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人，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费衮《梁溪漫志》引）这段话可说是对“一身羁苦”的注脚，也是不畏世欲轻视的自白。
尾联总收一笔：“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无穷好景”回应上边所写美景；“旅棹”回应“羁苦”，表明临去时对苏州的眷恋之情。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一缺陷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尤其是尾联）找到──煞费笔墨议论，而在议论中又缺少形象思维。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中说“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梅尧臣），轩不羁，如其为人。”其实轩昂不羁的，不只是他和歌行体，像这首律诗，虽以清切闲淡为主，却也散发着俊快不羁之气。诗之佳处，正在于此。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韩愈的《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立春》是封建时代一个正直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未卜的形象写照。
诗的前两联叙写两京春日景况，后两联抒发晚年客寓夔江之春日感怀。全诗用欢快愉悦的两京立春日的回忆，反衬当下客寓流离生活的愁苦，深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对故国的无限眷恋与浓烈的怀乡之愁。
此诗叙写诗人在立春之日回忆往昔两京生活而生发思乡之愁。诗的前两联叙写两京春日景况，后两联抒发晚年客寓夔江之春日感怀。诗人的悲伤之中有倦于羁旅的怀乡之愁，也有对两京繁华不再的家国之悲，亦包涵了个人身世之感。此诗反映了诗人杜甫长期漂泊西南的流离之叹，用欢快愉悦的两京立春日的回忆，反衬当下客寓流离生活的愁苦，深沉曲折地表达出对故国的无限眷恋与浓烈的怀乡之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