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是孔融流传下来的《杂诗二首》，其一写远大的政治抱负，情辞慷慨；其二写丧子之悲痛，情致哀婉悲切，都有抒情色彩，极冨感染力。我们先来解释第一首。
“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 二句：岩岩，高峻的样子。《诗经·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钟山，北海中的山，极寒冷的地方。赫赫，炎热。炎天，指南方。钟山为极寒之地，炎天为极热之地，两相对比，喻“世道炎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高峻寒冷的钟山石首，与炎热至极的南方之路，地理位置差异，冷热悬殊，对比强烈。
“高明曜云门，远景灼寒素” 二句：高明，地位显赫气势灼人的权贵。曜（音耀），炫耀。云门，上接云汉的高门。远景，余光，余焰。景，日光。灼，烧灼，熏炙。寒素，门第低微的寒族。这两句是说，地位显赫的权贵，气焰直侵云汉；他们的余光气势逼人，熏灼寒门。
“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 二句：昂昂，高超挺拔的样子。累世士，累积几代才出现的贤才。累世，连续几代。结根，扎根。此二句言超群出众的贤才是连续几代积累的结果，是需要牢固的根基的。
“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 二句：吕望，太公望，姜姓，吕氏，名尚，号太公，又叫姜子牙。传说七十多岁被周文王发现，任为师，佐周灭商，因功封于齐。匹夫，平民百姓。世故，时世的缘故。此二句说，姜太公一介平民，由于时世的机缘而大有作为。
“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 二句：管仲，春秋齐国人，名吾夷，先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与桓公争位失败后管仲被囚，经鮑叔牙举荐，受到桓公重用，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功祚，功勋业绩，指齐桓公的覇业。这两句是说，管仲本为一囚徒，却能帮助齐桓公建立伟大的覇业。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二句：年岁暮，岁月流逝。屈原《离骚》：“恐年岁之不吾与。” 此二句是说，人怎能永久活着呢？我年纪老了。感叹人生无常，只恐年岁迟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 二句：不肖，自谦之辞。猛虎步，像猛虎一样的步伐。比喻雄俊豪迈气概。这两句说，有幸托此不肖之躯，应当像猛虎一样奋勇前驱。
“安能一苦身，与世同举厝” 二句：安能，怎能。一身，一辈子，一生一世。举厝（音措），举止行为。此二句意思是，怎能困苦终生，与世俗同流合污呢？
“由不慎小节，庸夫笑我度” 二句：小节，琐碎的亊情。庸夫，平庸的人。度，器量，胸怀。此谓由于不拘小节，庸夫讥笑我的器度胸襟。
“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 二句：希，稀罕，敬慕。夷齐，商代孤竹国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相传孤竹君死后，伯夷、叔齐推位让国，逃奔西北周。周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这是说吕望尚且无需敬慕，何况伯夷与叔齐呢？
这是孔融《杂诗二首》中的第一首，是诗人以景托怀的励志之作。那么，这首诗是作者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的呢？孔融是忠于汉室的，他素与曹操政见不合。他反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经常嘲讽曹操，曹操很恼火，但为了笼络人，只能隐忍，暗地里却示意与孔融有仇的郗虑弹劾孔融，使孔融被免职在家赋闲。然后曹操又写信给他，希望他与郗虑搞好关系，以后说话、做亊情不要那么浮华率意，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孔融回信说：不必。我现在已经能够心情愉快地接受这样免职。此诗就是作于这一时期，抒写这样的心情。全诗20句，分三层：
前4句是写景，写高峻寒冷的钟山，与炎热至极旳南方之路；地位显赫气势灼人的权贵，与门第低微的寒族，两相对比，喻世道之炎凉，实指曹操煊赫的威势。
中间12句写诗人自己坚定不移的节操、抱负和志向。“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 超群出众的贤才是连续几代积累的结果，只有像山川这样根基牢固的人才可以昂首于天地之间。这是孔融自喻，他是孔子20世孙，祖上世代为官，根基牢固，出身高贵。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宦官出身的曹操。但对曹操重视人才等策略还是比较佩服的。转下来引用“吕望”、“管仲”二人的亊跡，来说明一个人只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定能成就一番亊业。然后诗人发出感叹“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可惜我老了。但话锋一转，“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 表明自己不服老，也不安于现状，立志要成就一番亊业。
最后4句写支撑自己的气节和风骨。他对世俗很蔑视（“庸夫笑我度”），对于“吕望”尚不稀罕，对“夷齐”又何存仰慕呢？
纵观全诗可以看出孔融的志气很高，因为不好直言，所以借史述怀，慷慨言志。通过描写地理位置的差异，高门寒族的悬殊，时势英雄的发迹等，揭示世亊无常，穷者能达的人生哲理，表达了诗人高傲疾世，一身正气的高洁品格。全诗笔力隽逸，苍劲悲凉，气骨凌人，体现了孔融诗文“以气为主”的特点。
下面我们简单解释分析一下第二首。这第二首是写悼念幼子夭折的悲伤心情，诗歌以乐府的笔触，叙写了三个悲惨场景：
首先，写从外归来，骤闻噩耗。“远送新行客，岁暮乃来归。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 远送新交的朋友走后，赶回家中已是年终了。进门急着看心爱的儿子，却见妻妾对着别人哭泣。听说再一见不到儿子了，顿觉天昏地暗失去了光明。“日已潜光辉” 以日光之没喻儿子之死。这里暗伏着做为一个父亲常年在外，儿子临死时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心中是多么悔恨！
其次，是写赶往荒丘，面对孤坟。“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 （家里人对我说：）孤零零的坟墓在西北方，儿子在病中经常想念您为什么迟迟不回来。“ 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褰（音愆）裳，提起衣服的下摆。墟丘，指坟墓。提起长衣的下摆，疾走到坟墓旁，只见坟上长满了蓬蒿与野豌豆。蒿，篷蒿。薇，野豌豆。“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儿子的白骨早己埋在地下，儿子的肌体早就化为尘土隨风飞扬。“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 儿子还小时我离开了家，不认识父亲，现在来坟前悼念，难道孩子阴魂能知道我是谁吗？“孤魂游穷暮，飘飖安所依？” 穷暮，长夜，指地下。孤魂在无尽的黑暗里游荡，飘飘摇摇哪里有他的依靠？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牵挂，对儿子的疼爱，不但在他活的时候疼寒疼暖，而且死后还放不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最后写哀叹人生，表达了子不识父、父亲失嗣的哀悼之情。“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俛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希，同“稀”，少也。人生在世希望有子继承，他却先死了让我哀悼追丧，倒下去爬起来止不住我内心的伤痛，不觉得泪水已沾湿了衣裳。人生在世有天命，可怜他年纪幼小死的过早。
这首诗以白描的手法写了诗人的丧子之痛，塑造了一个至哀无声的慈父形象，格调悲凉，情感浓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后世对此诗有许多中肯的评价。张玉谷《古诗赏析》：“伤子自伤，无不包括。”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亦述写与此诗同样的情景，沈德潜《古诗源》评曰：“少陵《奉先咏怀》，有‘入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句，觉此更深可哀。” 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孔融诗歌的凄婉悲切的色彩，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张巡于天宝中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叛乱时，起兵戡乱，先守雍丘，后与许远共守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亲率将士浴血奋战。这首诗即张巡在围城中耳听笛音、心怀激慨所写成的一曲壮歌。首联写孤城被围的紧张情形，颔联描绘浓郁的战斗气氛，颈联写战士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尾联则表现诗人忠贞不屈的崇高品格。诗人在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全诗语言洗炼，富有理性，沉郁苍凉。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诗人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日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诗人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颔联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不识” “安知”， 因果关系显然。这是诗人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诗人与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
颈联，遥应首联而双伸展颔联进一步描绘睢阳守卫战的战略重任和战斗的艰苦情形。睢阳地处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点明登楼闻笛，暗暗透露出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颈联是写登楼所见，颔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天都能听到。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一种四面楚歌的气氛，“闻” 中自有所感，但诗人却只轻点即止，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 “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全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