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
命子者,训子也。然而,从头到尾读者却没有感受到被“训”的压力,反而心中时时会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诗人对其子的慈善和宽容。
此诗讲述陶氏远祖始于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且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因时运而有盛有衰,有高有低。在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祖父一生谨慎、正直义方、仁爱和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在感叹自己的无成以及两鬓花白而仍无子嗣时,儿子陶俨出生了。从诗人对陶俨生辰的占卜、命名取字中,表现了他对儿子寄予的无限希望。他告诫儿子说,祸福不会无缘无故到来,都是由人自己生成。望儿子能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这些无不是一个慈善父亲的殷殷希望。最后,诗人宽容地对其子陶俨说,如果按照以上所说的去做了,你还不能成才,亦无可奈何了。
另外,先祖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慎终如始。直方三台,惠和千里”以及“淡焉虚止”盛德风范,也深深影响着淡泊名利的陶渊明。诗人的远祖始自尧。尧之子丹朱,虞舜待之以宾礼,称为虞宾,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先祖御龙氏任职于夏,而豕韦氏又辅佐于商。陶叔又使陶祖得以昌盛。战国纷争杂乱,周王室衰微寂寞。在乱世中,贤人若凤隐于林一样隐居不仕,陶氏亦不显;纵逸之虬龙蟠绕于云间,奔逸之鲸鱼惊起于水中,群雄竞起。皇天使汉成功,并眷顾愍侯陶舍。愍侯得到追随帝王建功立业的机缘。持剑如风超越,显示了愍侯武功的高强。高祖书写誓言分封诸侯,陶舍得以分土于开封。陶青果能蹈袭父踪,而为丞相。
陶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后代指派分散。时运有盛有衰,有高有低。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着,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诗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嗟叹自己孤陋寡闻,望祖先之项背而不可及。看到自己两鬓已经花白,而仍无子嗣,只有影子相伴,心感惭愧。在各种罪过中已无后为最大。诗人给他儿子起名为“陶俨”,希望他牢记为人要时时文和恭敬,并希望他能追慕孔汲。日月流逝,陶俨已渐长大。作者望陶俨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
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 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
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牡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