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南宋名臣崔与之是广州人，一直被称为“粤词之视”。他开创了的“雅健”为宗旨的岭南词风，对后世岭南词人影响很大。南宋后期的李昂英、赵必王象、陈纪等人，便是这种“雅健”词风的直接继承者。这首词苍凉沉郁，感慨良多，感情与风格都与陆游、辛弃疾、陈亮的词相近。由于崔与之僻处岭南，存词甚少，故鲜为人知。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起句居高临下，气势恢宠，形成全词的豪迈基调。“万里”，写地域之远：“云间”，写地势之高：“戍”，正点出崔与之的安抚使身份。剑门关为川陕间重要关隘，是兵家必争之地。词人于此“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地立马，极目骋怀，自多感慨。以下笔锋一转，由豪迈转为苍凉。“乱山”二句，语本杜甫“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长安是汉唐旧都，古代诗词中常用以指代京城，此即指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长安在剑阁北面，亦早入金手，故“直北是长安”句，既是实指，又是借指，一语双关。句中虽无“愁看”二字，而愁绪自在其中。乱山无际，故都何在？“直北”五字，似是淡淡道来，实则包含着无穷的悲愤，无穷的血泪。接下去，词人便承此发挥，描写金兵入犯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

　　“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二句概括了宋朝自南渡以来中原人民的悲惨遭遇。中原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边境地方更因战乱频仍，死者不计其数。“鬼哭”句，正是写边境一带“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的悲惨情况。这两句把战乱之苦描写得淋漓尽致，使读者感同身爱，激起对敌人的义愤。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明确表示：天道好还，否极泰来，胡运是不会长久的，苦难的日子应该到尽头了！“天道久应还”五字铿锵有力，稳操胜券，流露出作者对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与陆游“逆虏运尽行当平”，“如见万里烟尘清”（《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怀有同样迫切的期望。

　　紧接着，作者由对北方人民的思念和关注，进而联想到自己的职责，表示要亲写奏章，留在四川屯守御金，使他管辖下的一方百姓，不受金人的侵害。“手写”二句豪气干云，壮怀激烈，字字作金石声，具见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真是热血沸腾，肝胆相照！

　　下阕以“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三个短句作过片，写出作者赋词时的环境气氛：青灯荧荧，夜漏将尽。三句中，重点放在“搔白首”三字上；由此而引出“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的慨叹。这里的“勋业”，并非指一般的功名，而是指收复失地的大业。这与陆游“华发苍颜羞自照”，“逆胡未灭心未平”（《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的意思一样。由于“老来勋业未就”，因此作者原来打算功成身退，归老林泉的愿望便落空了。北宋名臣范仲淹戍边时，曾有感于自己未能象后汉的窦宪一样，北逐匈奴，登燕然山，勒石记功而还，而慨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崔与之亦有此感慨。虽然他对家乡十分思念，但抗金守土的责任感，又使他不得不继续留在异乡。他感到有负故乡的山水，仿佛广州白云山上蒲涧的流泉，粤北梅岭上青青的梅子，都在责备他忘了归隐田园的旧约了。句中的“旧盟寒”，指的是背信弃义之意。“怪我旧盟寒”五字，是对“妨却一身闲”句的照应。“怪”、“妨”二字甚佳，能把作者“老来勋业未就”，思家而不得归的矛盾复杂心境，委婉地表达出来。这两句貌似闲适，内里却是跳动着作者的报国丹心的。

　　末二句“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对上述意思再加深一层，意思是说：请不要责备我负约吧，在“逆胡未灭”、烽烟未息之时，我又能归去？其实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故乡，每当战事暂宁的“烽火平安夜”，我的梦魂就回到故乡去了！这两句思家情深，报国意切，十字融为一体。以此收束全词，使人回味无穷。

　　在整部杜集中，《寄韩谏议注》并不是杜诗最高成就和主体风格的代表作品，但是，这首诗深具别样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诗作光芒所能掩盖。

　　此诗虽为七言古体，但在诗歌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乃至情感抒发等方面，可以说落笔便得楚骚之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谓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识骚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乐”“身欲奋飞”杨伦《杜诗镜铨》称其“开口便有神游羽御之意”。继而“美人”“秋水”句，沿袭《离骚》隐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怀思韩君之意。“鸿飞冥冥”借《法言》语比韩之遁世。“叶赤”“雨霜”则化用鲍、谢诗写秋深之景象。此诗所化用的诗句，皆以其意境相类，故能水乳交融，整个诗境的营造似茫茫无迹而弥漫八荒，诗人之意绪似从天而至，缘水而生。“岳阳”“洞庭”“潇湘”等地名的频繁出现，点明了韩君屏居之地，也使诗歌带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此诗又是一篇以浪漫手法观照现实社会的作品。“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写天宫之事，如天马行空，极意铺张，颇似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梦幻仙境的描绘。诗中运用了屈原似的象征和隐喻，使其对神仙世界虚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描写，笔笔落到现实人间。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驰笔于天界仙官之境，表现了“仕”与“隐”的强烈对比，曲尽今昔哀荣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为韩君政治命运之写照；“影动倒景摇潇湘”，则又照应“美人”屏迹之所在。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言此学仙遁世者，本为王佐之才，尝立功帝室也。以“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纪》）的韩张良喻韩谏议，颇多称许之意。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认为杜甫此诗乃借韩君之经历“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窝之中，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于左右，杜甫对此有切肤之感，故而尤能深刻体会韩谏议“帷握未改神惨伤”的意味。杜甫借韩君以自寓，韩谏议的形象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于“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直不知是写谏议，还是诗人内心之自况。

　　这首诗作于杜甫居夔后出峡前，诗人大半生飘泊流离，备尝生活艰辛，阅尽世态炎凉，至此已是老病缠身，进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乐”之起兴，点出了诗人当时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这在结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现，最后四句杜甫表达了其一以贯之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思想。“周南留滞”以太史公司马谈比于韩谏议，对其不复用世深致惋惜。“南极老人”句，表明诗人之着眼，并非止于个人之藏用，而是将国运民生作为其诗歌的终极关怀。杜甫期冀“美人”贡之“玉堂”，乃深惜谏议有韩张、司马之才，本当报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见容于当世，以至于留滞秋水，终老江湖，实为国家之不幸。

　　杜甫处身于“老病客殊方”（《壮游》）的困境，尤思贡“美人”于玉堂。这一思想，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成败得失和禀性好恶。张子房的功成身退和韩谏议的激流知退实际上颇合于杜甫“色难腥腐”的本心；在仕途上尚不如张、韩走得那么远的杜甫，甚至对韩君之退隐也还隐约流露出稀微的向往，因为韩君在政治上曾经辉煌的成就感正是杜甫所缺少的。但不论如何，杜甫有着更强烈的“葵霍倾太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的政治热情，一生未曾放弃。“仕”与“隐”的选择，“出”与“入”之依违，贯穿了杜甫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现实的绝望使他“每欲孤飞去”（《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理想的执著又令他“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幻灭与希望交织成困惑难解的政治情结。

　　这首诗在诗歌意象与创作风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诗笔与曲折情怀，归根到底还是杜甫式的。诗歌遣词造意异常精省凝炼；章法上尤能巧设伏笔，处处呼应，虽纵横驰骋而浑然一体，表现出杜甫一贯严密的诗思和严谨的结构；情感的抒发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含晦而深挚。

　　一篇寄予隐者的诗歌，寄托了生命迟暮的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执着不舍的政治情怀。它所引发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今昔之感、哀荣之念，实与老杜同一时期《诸将》《八哀》《秋兴》《咏怀》诸作貌异而神合。

　　首联点出友人在之前的来信中讲了很多有关衡阳这个地方不好的牢骚话，表示难以忍受衡阳这个地方。诗人回信后告诉他不要这样悲观地想。秋来雁至，正好可借雁寄语。

　　颔联写出柳州地形复杂，气候炎热，若拿柳州与衡阳相比，环境更难以忍受，然而诗人自己都已经适应了，那么友人就不应该再有不满的情绪了。

　　颈联写衡阳一带美好的景色，对偶工整，色泽明丽，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尾联诗人引用典故，劝勉友人，回应了前文，让人顿感诗意浑成。

　　此诗内含悲情而意悠境远，首联的“为报秋亲雁几行”和尾联的“还将远意问潇湘”，均有高朗舒畅、风情摇曳之致。前四句是接来书后对柳州居地的“报”，后四句是因思念友人而对衡州一地的“问”，一“报”一“问”，正好将全诗绾合起来，最能见出作者的作意及其在句法、结构安排上的技巧。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