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颈联归结到寄韦李本意。“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上句陶潜指李明府，陶曾为彭泽令，故以陶比李，下句庾亮指韦应物。陶渊明既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李又是崔峒友人，从那首《赠同官李明府》中“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的句子，可以看出李明府也是一位胸怀磊落的人物；庾亮为晋朝太尉，《晋书》卷七十三载：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亮至，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啸咏，其坦率多类此。”“楼中对月”疑写此事。韦应物为大历、贞元间著名山水诗人，性格清雅闲静，诗风恬淡，亦非追求功名利禄者。崔峒以两位清雅疏放的古人，比喻两位同样雅洁的今人，说他们做官，不说政绩怎样，而说看花、对月，这样写主要是对他们“吏隐”生活的向往，同时稍露自伤不遇之情。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尾联转入满腹牢骚不平，诗人向两位朋友诉苦：我不远万里，到京城献书，谁知“君之门兮九重”，一片赤诚，难以上达天听，不为君知。这两句并不是“悔献书”，他对献书毫不悔恨，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怨君王深居禁中，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干，使得他不能象韦苏州和李明府那样，既能当官，又过着“潇洒送日月”的生活。“十才子”诗中常交织着“仕”与“隐”的矛盾。他们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这样吏、隐两全的生活，崔峒因未得到这种“待遇”而产生怨恨，不过，他的“怨”，是“怨而不怒”，合乎中庸之道的。崔峒的友人王烈有一首《酬崔峒》诗，对他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具体：“狥旬世甘长往，逢时忝一官。欲朝青琐去，羞向白云看。荣宠无心易，艰危抗节难”。
崔峒的诗全国仅存一卷，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被选录了崔诗九首，并评价云：“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方雅。”这首诗，意象高华，投赠之意，怨愤之情，出以雅正之笔，为崔诗中的佳作。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此诗首联是以周穆王周游天下的神话传说比喻唐玄宗的奔蜀。这一联实际上是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后，唐玄宗逃奔西蜀，在经过马嵬驿时，车驾作了短暂的停驻。而车驾停驻的原因是发生了“马嵬之变”。
颔联承接上联之脉络，叙述了“马嵬之变”的直接后果：贵妃已死，犹如青烟消逝，纵有返魂树也不能使她还魂回生；如今“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贵妃的鲜血化成的这一片茂密的青草似乎在诉说着她的怨恨。《十洲记》载：“聚窟洲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花发香闻数百里，名返魂树。死者在地，闻香即活。”又《庄子》：“苌弘死，藏其血，三年化为碧。”这里化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说明贵妃在马嵬驿的永逝。诗人省去了马嵬兵变时六军驻马，贵妃与玄宗生离死别的历史情节，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深寓同情地描写了贵妃的悲剧结局。
作为马嵬事变的直接受害者，杨贵妃已经死不复生。而颈联形象地描写了曾经同贵妃订立“愿世世为夫妇”的盟誓的唐玄宗在事变之后过着的生活状况。《新唐书·宦者传》载，收复长安后，肃宗不要玄宗再过问天下大事，由宦官李辅国胁迫太上皇（玄宗）从兴庆宫迁到西宫中。这一联概括地叙述了唐玄宗在经历了一场动乱之后，回到长安，看到的是人去楼空，钟声依旧的悲切情景，饱含着他对亡妃的无限思念之情以及他所度过的孤独、寂寞、凄苦的生活。上下句之间的两个关联词“却”“还”用得极妙。“香辇却归”道出了马嵬事变中玄宗与贵妃一生一死的不同命运；“晓钟还下”写出了钟声依旧人已非的无奈之情。
死者不可复生，生者长恨不已。陈鸿《长恨歌传》说，贵妃死后，玄宗思不能已，命方士寻找贵妃魂魄，方士谎称在海外蓬莱仙山找到了贵妃，并带回金钗钿合作为信物。诗人在尾联却对这一传说提出了质疑：一个命归九泉，一个残生人间，纵作甘泉宫也不可能招致亡灵再相见了，即使是文成将军也难以被封侯。《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的宠姬王夫人卒，齐人少翁以方术在夜间招引王夫人，使武帝在帷幔中望见。于是封少翁为文成将军，以客礼相待。并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置祭具以招天神。过一年多，少翁的方术渐渐失灵，神不至。于是诛文成将军。这里诗人化用典故，说明了这场悲剧的无可挽回，暗示了玄宗的无尽悲哀与怀念。但是就《长恨歌传》的传说而言，对玄宗重蹈武帝的荒诞，命方士寻找贵妃亡灵的愚蠢作法，诗人不无讥讽之意。
全篇以叙事为主，在描述之中兼有抒情和议论。中间二联杨贵妃、唐玄宗交替描写，在工整的对偶中间以虚字的抑扬，使得率直的叙述变得婉转而流动。全诗通篇用典故，借前朝故事来叙述，别具咏史诗之一格。
“祭文”就是祭奠亲人和好友而写的押韵的文辞。明代徐师曾在《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采用四言韵语，可说是一首四言诗。它重在叙事和抒情，歌颂了母亲的盛德和养育之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全文分五层来表述：
第一层“呜呼吾母”至“待徐温吐”写母亲的早逝和辛劳养育子女，以致积劳遭疾。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先说母亲生有七子，仅存活三人，辛劳一生，如今匆匆而逝，仅享年五十三岁。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去世。此前两月，毛泽东还领母亲在长沙医院治疗，并扶母亲去照相馆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合影留念。不料母亲到家不久便去世，这怎不引起他的无限悲痛呢？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次写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养育我们兄弟三人，备尝辛苦。摧磨劳累，以致得病。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再写对母亲的思念。母亲一生中历事千万，全是伤心之事。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等待以后慢慢回忆倾吐。
第二层“今则欲言”至“倾地一角”，追述母亲的“盛德”和“恨偏”。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提出追述之纲：现在要说的只就两点，一是母亲高尚的品德，一是她怨恨不平之事。接着，从“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到“合其人格，如在上焉”。集中再现母亲的“盛德”。表现在：她有博爱的胸怀，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她平易慈祥，感动了众人。她普施爱心，完全是出于真诚。她不说假话，更不存欺人之心。她正直谨慎，一点也不作假。她细心，经她手做之事，皆有条理。她头脑精密，“理”（智）“情”（感）分得很清。她计划周密，事无遗漏，观察事物也绝无不见之处。她爱洁净的习惯，传遍了亲戚乡里。她一尘不染，身心表里如一。仁、义、礼、智、信的“五德”规范，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美德完全合乎母亲的人格，好像是上天赋予她的一样。毛泽东从博爱、真诚、整饬、洁净、“五德”等方面写出了母亲的高尚与伟大。再写母亲的“恨偏”。“恨偏”者，遗憾之事也。母亲之遗憾是什么呢？
诗人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这就是说，母亲怨恨不平之事是封建礼教末期，妇女仍受多重压迫，有志不能施展，有追求不能实现。这就是母亲最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天意吗？人愿吗？好像“倾地一角”，无法填平！这里，诗人从母亲的角度对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第三层“次则儿辈”至“均待报赍”，写母亲对儿辈的关心及临终时的遗嘱。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是说我们弟兄三人虽已活命下来，但像没有成熟的果子，处在青黄之间。因此，母亲病时放心不下，总是“揽手”，拉着我们的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这是临终的遗嘱，一是希望儿辈“各自为良”，成为有用之才。二是对平素有恩于我们的或为我们帮过忙出过力的亲戚朋友，无论大小远近亲疏，都希望儿子为母报答他们。再次实现母亲的贤良美德。
第四层“总兹所述”至“精禽大海”，写儿辈一定学习母亲的“盛德”，牢记母亲的“遗恨”，报答那些恩人。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总之，上述这些都是母亲美德放出的光辉。我们一定秉承母亲的诚恳热情，学习母亲的美德，决不违背。至于母亲的遗恨，我们一定为您弥补上。母亲，我们一想到您，您就仿佛出现在眼前。这种思念之心将永远不灭。您养育我们的大恩，如同春阳和晨雾，我们何时才能报答完呢？我们一定像精卫鸟衔石填海一样，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念母报母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层写母亲虽死犹生以及对母亲的悼念。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月俱长。尚飨！”唉，母亲的身躯虽然毁坏了，但她的美德却传万古，虽死犹生。我们有生之日，都是报答和陪伴母亲之时。现在话说长了，而时间又显得过于短暂。我只有把母亲的主要事迹写出，其余事迹只好留存在我们心里。此刻正进行家奠，请母亲喝下这杯酒。我们以后还会像太阳那样长久地有许多话向您陈说，表达对母亲的永远思念。母亲，享用酒食吧！悼亡深情，感人肺腑。
这篇《祭母文》以恳挚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挚情，具有撼人心魄之艺术感染力。
全诗紧扣住一“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撷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追叙自己早年的宏图大志和气壮如山的爱国热情。既有对世时艰难的慨叹，又有对自己当年抗金复国的壮心豪气的袒露。作者青年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愿。孝宗即位后，陆游曾向他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和革新政治的建议，使得朝廷主战气氛甚浓。隆兴二年春，陆游积极支持爱国将领张浚北伐，符离之役失利，朝中主和势力日炽，张浚被罢免，陆游也受牵连而免了官职。乾道八年，陆游抵达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八个多月的从军生涯是他一生中身临前线最宝贵的时光，他身穿戎装，斗志昂扬地驰骋在西北国防前线。他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形成了他的“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的战略思想，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但南宋朝廷无法容忍他策划北伐的活动。最后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也被撤散，陆游殷切收复中原的主张成为泡影，他的内心非常失望和苦闷但爱国热情并没有消减。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二句，写作者在镇江前线时，雪夜遥望瓜洲渡口宋军高大战舰；在南郑前线上，乘秋风，跨铁马，奔驰在大散关道上。这是陆游亲历的两次难以忘怀的抵抗金兵战斗。“瓜洲渡”在江苏省扬州市南面的瓜洲镇，此事指宋孝宗隆兴二年，陆游任镇江通判，劝说支持张浚用兵，准备北伐事。“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边界，此事指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做王炎幕僚，曾筹划恢复中原大计，领军队强渡渭水，策马直驱大散关前线与金人作战。作者采用列锦手法，两句用六个名词简洁却巧妙地写出了战斗的情形和作者想抗金杀敌的心情。宋朝的军队曾经在东南瓜洲渡和西北的大散关打败过金兵，一处是在冬天， 一处在秋天! 一次是兵船作战，一次是马队交锋。作者在追述早年的快意征战生活，流露出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但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展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刘宋名将檀道济典明志。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满是悲怆。这一结局，非诗人不尽志所致，非诗人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人，世事磨人。作者有心而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一表真名世”，但终归名满天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载而下，无人可与相提并论。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追慕先贤的业绩，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回看整首诗歌，可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以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全诗除了巧用典故，还巧作对比，一处是理想与现实作对比，本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德抵抗金兵，但现实却是自己被排挤不能继续抗战，恢复中原愿望无法实现；二处是自己早年形象与晚年形象作对比，早年是“中原北望气如山”，而到了晚年却“镜中衰鬓已先斑”，表明自己想杀敌报国却屡次遭受排挤打击的悲愤；三处是用三国诸葛亮慷慨北伐同当今南宋朝廷妥协不抵抗作对比，以古鉴今，褒贬分明。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陆游。这些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