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先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表达一种生活的向往。《淇奥》便是这样一首诗。据《毛诗序》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
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覆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涵概括，点到为止。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覆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
《淇奥》反覆吟颂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会弁如星”、“充耳琇莹”，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是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至于“猗重较兮”、“善戏谑兮”，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对应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意志坚定，忠贞纯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淇奥》一诗影响之深远了。
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这是一首写景词，写作者秋日游西湖的所见所感。上片描绘西湖水如寒玉、山色如画的怡人景象；下片写游湖的盛况，管弦声飘，游船飞逐，热闹非凡。词人以游览西湖为立足点，选取山水荷舟、游人歌乐等相关场景，组成一幅夏日全景图，表现西湖之美与游湖之乐，层层写来，形象生动。全词明白如话，淡雅清新，在辛词中别具一格。
开头两句总写游湖的观感。“日日过西湖”，写其游湖次数之多，暗示西湖特别美丽，简直使人百游不厌，虽没明言西湖之美，其风物之迷人自不待言。“冷浸一天寒玉”，言湖水清冷，像寒玉一样，整天沉浸在寒冷的秋色之中，使整个湖变得更加清澈秀丽。如果说开头两句写水光，接下去两句则写山色，是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来写的。其中前一句说：“山色虽言如画”，对西湖的山色从正面加以肯定；而后句则说“想画时难邈”，意思是说西湖山色如画，如果要画的话，再高明的画家也难以把它美丽的面貌画出来。这是以画家的手拙来衬托山色之美，可谓别出心裁。可见西湖山色比画还美，以虚写实，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上片写西湖的水光山色，为下片写游湖作了很好的铺垫。
“前弦”二句写游人之多和歌吹之乐。“前弦后管夹歌钟”，一个“夹”字，可见弦管并奏，歌声嘹亮；“才断又重续”，说明楼馆林立，表演此伏彼起。词人虽然没说游人如云，也没说游人如何兴高采烈，只写歌声不断，此伏彼起，即“才断又重续”这一特定场景，以点代面，把游湖的盛况集中地描绘了出来。结尾两句写湖上荡舟。如果说“前弦”二句写歌吹，写听觉形象，而“相次”二句则写藕花、写荡舟，写视觉形象，言藕花相继开放，清香四溢，游人荡舟其间，互相“飞逐”，那是何等开心，那画面又是何等飘逸，美妙动人。
全词有静景的描绘，也有动景的刻画；有的示之以色，有的诉之以声；有的用夸张手法，有的用比喻手段，把西湖的山水之美写得生动活泼，把自己的喜悦之情渲染得无以复加。有人说：“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此词可见一斑。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