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檐间花，随雨下故林。
物色一如此，朱颜坐凋侵。
自歌阳春曲，吾不待知音。
离离檐间花，随雨下故林。
物色一如此，朱颜坐凋侵。
自歌阳春曲，吾不待知音。
这是一首闺怨词，重在对男子薄幸的怨怼不满，抒情婉转而造语浅近。上片以杨花的终日飞舞与海潮短暂回归作对照，用心不在前者的飞舞“终日”，看似长久，所取却在海潮回归虽然短暂，但去来有信，行动有期。四句歌词，却两用对比，前两句是用杨花的终日的“空飞舞”，与其无法长久留驻作对照，后两句则是用海潮的暂时回归，与其“堪凭处”作对比。词人选取这两组意象，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的。杨花终日飞舞，实指春景又至，春事再繁，实寓有美人迟暮之感和闺中寂寞之意。海潮的意象就更是含蕴丰富了。唐诗人李益有《江南曲》诗拟闺中怨妇云：“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里，词人实际上是翻用其诗意，以海潮虽短却有信，表达出对男子一去之后即杏无音讯的愤懑和不满。
下片也是利用两组意象的对比来抒发词情：碧云有路可相将归去，五更风却不解与花为主。在这里，词人将女主人公的怨情推进了一层，从上片的单纯抱怨，发展到如今的殷切期盼。所谓恨之深，正是因为爱之挚。在对碧云归路的向往中，读者似乎可以感受到闺中人那炽烈迸发的情感热流，虽然置身孤独与寂寞之中，但她仍然憧憬着“相将归去”的美好生活。在对薄幸五更风的责难声中，我们又似乎可以体味到她对情有所归心有所属的人生的美好追求。特别是末句，用“不解与花为主”作为对薄幸人的抱怨之辞，很值得品昧。对于一个彻夜未眠的思妇而言，其心绪的烦乱，是可想而知的。这里，让闺中人把一腔的怨气发泄到五更风上，可以说是很切合人物心理的。更妙的是，这一声抱怨之中，还包含着她满腹的心思。此女以花自喻，以五更风不知护花惜花的薄幸行为，比拟男子的薄情寡义，词情含蓄蕴藉，造语又生新可喜，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妙句。
整首词抒情流畅清新，布局工稳，针脚细密，其情感发展的脉络也是相当明晰的，“奈”、“却有”、“好”、“肯如”等虚词，将每句话的前一层意思都作了推进，从中可以体会到抒情主人公的怨情，由无奈到抱怨、到企盼、到最后失落和愤恨，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或者说上升。但同时，在这种怨愤背后，又显然有一种殷切的热望在心头：对杨花飞舞难驻的无奈，正因为意在希望两情长久；对海潮虽说短暂却守信约的赞颂，用意正在强调彼此贞信的可贵；对紫府碧云相将归去的向往，无非意在期盼着两情依依；抱怨五更风的不解与花为主，又可以看出她对爱的渴望。就是这样，一取一舍，句意不断转换，在对反面做出否定的同时，又对正面作了更大程度的肯定，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彼此穿插、相互交织，用语虽简，而语意却丰。除此之外，词中实际上还暗含有一条更深的隐线，那就是时间线索。词以杨花飞舞的白昼开头，以夜深更残结束，中间作了大胆的省略，在形成前后呼应之时，也暗地里勾勒出闺中人日夜相思、苦自煎熬的形象。
这首词所咏情事，略同《瑞龙吟》，但并非重游旧地，而是神驰旧游。作为一位工于描写的词人，在这篇作品中，作者为读者绘制了一幅稀有的动人的画像。
为了要使词中女主人的登场获得预期的应有的效果，词人在艺术构思上是煞费苦心的。他首先画出背景。在一个月色阴沉的晚上，更鼓催来了夜色，露水收尽了街尘，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幽美的时刻，他来到了她所居住的地方；阑槛外种着竹子，窗户里闪着灯光，正是在这样一个极优雅的地方，他会见了这位人物。与杜甫《佳人》之写“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用意相同，这里的竹槛、灯窗，也是以景色的清幽来陪衬人物之淡雅的。
先写路途，次写居处，再写会晤，层次分明，步步逼近。下面却忽然用“笑相遇”三字概括提过，对于闻名乍见、倾慕欢乐之情，一概省略。这样，就将以后全力描摹人物之美的地步留了出来。在这里，可以悟出创作上虚实相间的手法。
“似觉”以下四句，是对美人的正面描写，又可以分为几层：第一、二句，乍见其光艳；第三句，细赏其神情；第四句，总赞。写其人之美，不用已为人所习见的“云鬓花颜”、“雪肤花貌”，而用“琼枝玉树”、“暖日明霞”来形容，就不熟滥，不一般化；用两个长排句，四种东西作比，也更有分量。（吴白先生云：“‘琼枝’，见沈约《古别离》：‘愿一见颜色，不异琼树枝。’‘玉树’，见杜甫《饮中八仙歌》：‘皎如玉树临风前。’”）上句说像琼枝和玉树互相交映，是写其明洁耀眼；下句说像暖日和明霞的光辉灿烂，是写其神采照人。两句写入室乍见之初，顿时感到光芒四射，眼花缭乱，尤其因为这次见面是在夜间，就使人物与背景之间，色彩的明暗对比更为显著。在用这种侧重光觉的比喻之先，路途中所见的暗淡月色与庭坊中所见的隐约灯光的描写，也对之起了一种很好的衬托作用。如果不仔细研究全词的布局，对于这种使读者容易联想到一些优秀的电影导演的艺术处理手段的巧妙构思，是很容易被忽略过去的。两句写其人之美，可谓竭尽全力，而犹嫌不足，于是再加上“水盼兰情”一句。韩琮《春愁》“水盼兰情别来久”，是用字所本。“水盼”，指眼神明媚如流水；“兰情”，指性情幽静像兰花。这句虽也是写其人之美，但已由乍见其容光而转到细赏其神态了。这已是进了一层。但美人之美，是看不够、写不完的，所以再总一句说：“总平生稀见。”这才画完了这幅美人图的最后一笔。
换头一句，从抒情来说，是上片的延伸；从叙事来说，却是更进一步追溯到“笑相遇”以前的旧事。杜甫《咏怀古迹》咏王昭君云：“画图省识春风面。”词句即点化杜诗而成，意思是说：在和其人会面之前，就已经知道她的声名，见过她的画像了。从而也看出了，这次的会晤，乃是渴望已久之事，而终于如愿以偿，欢乐可想。
从这以下，才正面写到离情。“谁知道”二句则是这一幕小小悲剧的转折点。“瑶台”是美女所居。《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王逸注：“佚，美也。”但这里却兼用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就暗示了这位姑娘有着如李白所形容的杨玉环那样神仙般美丽风姿，作为上片实写其人之美的补充。云雨习用，而“雨”以“润”来形容，“云”以“温”来形容，则化臭腐为神奇，其人性情之好，爱悦之深，由此两字，都可想见，且与上文“兰情”关合。但这叙述两相爱悦的幸福的句子“自到瑶台畔，眷恋雨润云温”，却以“谁知道”领起，以“苦惊风吹散”收束，就全部翻了一个面。惊风吹散了温润的云雨，正如意外的事故拆散了姻缘，通体用比喻说明，处理得极其含蓄而简洁。读到这里，读者才发现，原来在这以上所写，都是追叙。行文变化莫测，与《夜飞鹊》同。
“念荒寒”以下，折入现在。独自寄宿在荒寒的空屋里，关上重重门户，听着坏了的墙壁中秋虫的叫声，这种种凄凉情景，用一“念”字领起，就显得更加沉重。因为无人可语，才只好自思自念，不写人叹，而以虫鸣为叹，似乎虫亦有知，同情自己。如此落墨，意思更深。第三句极力描摹此时此地之哀，正是为了与上片所写彼时彼地之乐作出强烈的对比。
末以纵使水远山遥，却仍然隔不断一缕相思之情作结，是今昔对比以后题中应有之义，而冠以“怎奈向”三字，就暗示了疑怪、埋怨的意思，使这种相思之情含义更为丰富。
此诗是一首描写初夏池塘美丽景色的、清新的小诗。一切都是那样的细，那样的柔，那样的富有情意。宛如一幅花草虫鸟彩墨画。画面之中，池、泉、流、荷和蜻蜓，落笔都小，却玲珑剔透，生机盎然。
第一句，紧扣题目写小池的源泉，一股涓涓细流的泉水。泉水从洞口流出，没有一丝声响，当然是小之又小的。流出的泉水形成一股细流，更是小而又小了。这本来很寻常，然而作者却凭空加一“惜”字，说好像泉眼很爱惜这股细流，吝啬地舍不得多流一点儿。于是这句诗就立刻飞动起来，变得有情有趣，富有人性。
第二句，写树阴在晴朗柔和的风光里，遮住水面。这也是极平常之事，可诗人加一“爱”字，似乎用她的阴凉盖住小池，以免水分蒸发而干涸，这样就化无情为有情了。而且，诗舍形取影，重点表现水面上的柔枝婆娑弄影，十分空灵。
三、四句写池中一株小荷以及荷上的蜻蜓。小荷刚把她的含苞待放的嫩尖露出水面，显露出勃勃生机，可在这尖尖嫩角上却早有一只小小蜻蜓立在上面，它似乎要捷足先登，领略初夏风光。小荷与蜻蜓，一个“才露”，一个“早有”，以新奇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景物。
诗题“小池”全篇都在“小”字上做文章。诗词需有不同的题材与刚才，有的重大题材，须写出壮阔的境界、恢宏的气势；有的题材甚小，仅是生活中一个细节，但却能写出幽情逸趣。且此诗写的犹如一幅画，画面层次丰富：太阳、树木、小荷、小池，色彩艳丽，还有明亮的阳光、深绿的树荫、翠绿的小荷、鲜活的蜻蜓，清亮的泉水。画面充满动感：飞舞的蜻蜓、影绰的池水，充满了诗情画意。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