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作不如杜甫多,此诗写纤夫之苦,却是很突出的篇章。
《丁都护歌》是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据传刘宋高祖(裕)的女婿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府内直督护丁旿奉旨料理丧事,其后徐妻(刘裕之长女)向丁询问殓送情况,每发问辄哀叹一声“丁都护”,至为凄切。后人依声制曲,故定名如此。(见《宋书。乐志》)李白以此题写悲苦时事,可谓“未成曲调先有情”了。
“云阳”(即今江苏丹阳县)秦以后为曲阿,天宝初改丹阳,属江南道润州,是长江下游商业繁荣区,有运河直达长江。故首二句说自云阳乘舟北上,两岸商贾云集。把纤夫生活放在这商业网点稠密的背景上,与巨商富贾们的生活形成对照,造境便很典型。“吴牛”乃江淮间水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这里巧妙点出时令,说“吴牛喘月时”比直说盛夏酷暑具体形象,效果好得多。写时与写地,都不直截、呆板,而是配合写境传情,使下面“拖船一何苦”的叹息语意沉痛。“拖船”与“上征”照应,可见是逆水行舟,特别吃力,纤夫的形象就突现纸上。读者仿佛看见那褴褛的一群,挽着纤,喘着气,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步一颠地艰难地行进着……气候如此炎热,劳动强度如此大,渴,自然成为纤夫们最强烈的感觉。然而生活条件如何呢?渴极也只能就河取水,可是“水浊不可饮”呵!仅言“水浊”似不足令人注意,
于是诗人用最有说服力的形象语言来表现:“壶浆半成土”,这哪是人喝的水呢。只说“不可饮”,言下之意是不可饮而饮之,控诉的力量尤为含蓄。纤夫生活条件恶劣岂止一端,而作者独取“水浊不可饮”的细节来表现,是因为这细节最具水上劳动生活的特征;不仅如此,水浊如泥浆,足见天热水浅,又交待出“拖船一何苦”的另一重原因。 以下两句写纤夫的心境。但不是通过直接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他们的歌声即拉船的号子来表现的。称其为“都护歌”,不必指古辞,乃极言其声凄切哀怨,故口唱心悲,泪下如雨,这也照应了题面。
以上八句就拖船之艰难、生活条件之恶劣、心境之哀伤一一写来,似已尽致。不料末四句却翻出更惊心的场面。“万人系磐石”,“系”一作“凿”,结合首句“云阳上征”的诗意看,概指采太湖石由运河北运。云阳地近太湖,而太湖石多孔穴,为建筑园林之材料,唐人已珍视。船夫为官吏役使,得把这些开采难尽的石头运往上游。“磐石”大且多,即有“万人”之力拖(“系”)之,亦断难达于江边(“江浒”)。此照应“拖船一何苦”句,极言行役之艰巨。“无由达”而竟须达之,更把纤夫之苦推向极端。为造成惊心动魄效果,作者更大书特书“磐石”之多之大,“石芒砀(广大貌)”三字形象的表明:这是采之不尽、输之难竭的,而纤夫之苦亦足以感伤千古矣。 全诗层层深入,处处以形象画面代替叙写。篇首“云阳”二字预作伏笔,结尾以“磐石芒砀”点明劳役性质,把诗情推向极致,有点睛的奇效。通篇无刻琢痕迹,由于所取形象集中典型,写来自觉“落笔沉痛,含意深远”,实为“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周啸天)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该诗赞美牡丹花的仙气神韵。前二句说明牡丹人人爱。 “好物华”就是好景色,城里的好景色让牡丹花占据并垄断了,谁人不喜欢,从人们的普遍爱好和崇尚着笔,直截了当。表面是提问,实是表明牡丹人人皆爱,“占断城中好物华”一句,即是对提问的回答。暮春时节,群芳凋谢,牡丹独开,享尽春光,占断万物之风光,无怪人称牡丹是“国色天香”。
“疑是洛川神女作”,以虚拟之笔,将牡丹与传说中的美女洛神比类,曹植《洛神赋》描绘洛川神女是:“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飙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此诗结句“千娇万态破朝霞”,即取意于《洛神赋》,将牡丹之形、态、色以一“破”字托出。洛神是“皎若太阳升朝霞”,而牡丹是“千娇万态破朝霞”,犹言牡丹花放射着洛神的灵气,干姣百媚、千姿百态,神女般地钻出,犹如朝霞样的神奇。 “破”字形象,有种活灵活现的态势。诗人以洛神喻牡丹,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见诗人是用了加倍衬托的艺术手法,其诗法之精妙,自不待言。
这是一首投奔他人,希望得到赏识重用的一首自荐性质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在唐代其实也算比较普遍,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的《上李邕》,等等。这首自荐诗歌,言辞恳切,不狂傲;又不卑不亢,没有谄媚之态。既表达了对裴侍郎的崇敬之情,又树立了自己道品高洁,志向高远的形象。
首联“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是说自己虽然身份低微,但是心怀道义。此次来拜谒不是因为你是权贵,而是因为你也是心怀道义之人。
颔联“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说明自己的来意。说得很委婉、隐晦。明面上说自己此次来不是跑官求官的,只希望你能读读我的书卷,和你一起谈谈为文著书方面的事情。但是听的人自然心知肚明。作者巧妙、隐晦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虽然有点虚伪,但没有阿谀奉承的谄媚之态,保持了人格尊严。
颈联“垂纶雨结渔乡思,吹木风传雁夜瑰”,诗人用雨中垂钓的钓鱼翁、夜里风中飞翔的鸿雁,形象生动的表现了诗人孤高、鸿鹄之志的人物形象,是情感情怀的形象化表达;结构上也缓和了前面直陈式的叙述,使诗歌变得婉转从容。这一句和诗中其它三句卓然不同。正是有了这一句,全诗才具备了诗的气质。
尾联“男子受恩须有地”,是说大丈夫是凭自己的才华受恩,意指自己是有才华才学之士。“平生不受等闲恩” ,是说自己不接受等闲之辈的可怜施舍,给人高傲之感,同时也吹捧了拜谒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