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写暮春景色，表达了浓浓的惋春、惜春、伤春之情。全曲通篇用问答方式进行，词意转折跌宕，题为“送春”，而全篇不着一个“送”字，处处不现“春”字，纯以自然景象与人的活动罗列来加以描绘，别有一番情趣。
“问东君何处天涯”，起得十分突兀。题为“送春”而由“天涯”着墨，构思是别致的。“东君”在《楚辞》中为日神，后指神话中的仙人东王公，或谓春神东君。此处即指春神。如是，“送春”二字不点自明。以问句开端，让“何处”复盖整支曲子，合全篇而作出回答。
此后的五句从五个方面展示季候的变化，由小见大，探寻自然界的奥秘。“落日啼鹃”是一幅画图，写在落日的余晖中杜鹃独啼；“流水桃花”，写桃花在流水中冲涤，此中隐含桃花已行将谢去，纷乱地跌落泥尘，有一部分随流水冲去；“淡淡遥山”，写山之遥远，只在视线中留下淡淡的痕迹；“萋萋芳草”，写暮春的芳草茂盛，而且暗含“芳草有情，夕阳无语”之意，仍照应晚景；“隐隐残霞”，写残霞也只留下隐隐的身影。这五种自然景象中，有几种是相关连的，如落日与残霞，淡淡与隐隐，桃花与芳草；也有一些是单独存在的如啼鹃、流水。而季候明显的是流水中的桃花，萋萋的芳草，正因为有它们的点睛，其余部分也就受到辉映，著上了残春的色彩。“随柳絮吹归那答，趁游丝惹在谁家”是个对句，更进一步探寻“春去也”的踪迹。柳絮与游丝惯常被诗人用来表示春的存在，形象地看到春的踪影。此处用设句的方式，把主语“春”有意省略，柳絮今日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游丝又惹到谁家去了呢？这两个疑问实际上是用不着回答的，柳絮与游丝自然己随春而逝了。此正是曲家巧思高明之处。
“倦理琵琶，人倚秋千，月照窗钞”三句深化前面的形象，对“何处天涯”最后作出回答。可是这个回答又是具象的，往日爱弹的琵琶，现在倦去理它；人倚靠在秋千上想晃一下又下不了决心；只剩下月亮照在窗纱之上。这三个短句中前二者主体是人，后一句主体是月，但月已被拟人化，似乎月亮也感受到气候的变化，也变得春困夏乏起来。纵观末三句，似乎只字未提到春幕，也没照应“何处天涯”，可是整体形象却仍扣紧了主旨，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全曲通篇用问答方式进行，有的要回答，有的又不要回答，造成词意的转折跌宕，增加阅读的兴味。许多事物的描写，貌似平列，而实有关连，在连与不连之中，推动感情的进展。纯用白描手法，以最省俭的笔抓住最富于特征的事物形象呈现在纸上，有以小见大的效果。末尾三句，形有尽而意无穷，很像影视中的“定格”，给人一种回味。全篇不著一“送”字，不著一“春”字而言尽“送春”意绪。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丛石何纷纠，赤山复翕赩。”意为：峡口山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是中原和夷狄的分界线。山上乱石杂生，怪石嶙峋，但小山坡上却葱葱郁郁，草木繁茂。起首四句，描写峡口山的位置、总体面貌。“大漠”二字，写出了边地的空旷辽阔，而“横绝”二字则写出了峡口山横亘绵延且雄奇险峻状，起笔不凡。山上虽然乱石穿空，却也林木葱茏，荒凉景象中亦有一些绿色，让人眼前一亮。
“远望石众容，逼之无异色。崔崒乍孤断，逶迤屡回直。”意为：远望山形千姿百态，近看全山毫无异色。山势雄奇险峻，孤峰耸立；山体逶迤绵延，曲折往复。此四句继续描绘峡口山的特征，先从远近两个角度状写山的形状和颜色，继而写山的雄峭及走势。“崔崒”二句写得极有气势，为后面评价峡口的险要做好铺垫，设下伏笔。句中“乍”、“断”二字，用得极为精妙。“乍”，意即突然。把纵横跌宕的山势写活了；而一个“断”字，则活灵活现地突出了断崖峭壁、奇险突兀的景状，令人拍案叫绝。
“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岂依河山险，将顺休明德。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意为：峡口山一带确实是胡人驱马入侵的要道，也是中原防拒西北各族的要塞。然而山川之险不足以凭依，将士顺服、政治清明才更为重要。天地万物，都盛极而衰，强极则必弱，亦如这山势之循环往复。此六句写穿越峡口山时的所思所感，认为山川的险要不足依凭，只有清明的政治才是固国的根本。“信关”二句，承上启下。“岂依”二句，化用孟子和吴起语，可谓全篇之警策。“河山险”三字，极具概括力，涵括了前面极力铺写的峡口之险。以山河之险作对比，更映衬了“休明德”的重要。“物壮”二句，继续用典，化用老子和司马迁语，从前面评判安邦治国之策转而感慨人生事理，语意更进一层，别开洞天，景象更壮，让人思绪万千。
“逦迤忽而尽，泱漭平不息。”意为：山势连绵起伏，消失在辽远的天边尽头；大漠空旷平坦，却变动不息，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苍凉背景，不禁让人心潮起伏，思索这天地万物的事理和人生际遇。
“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云台盛石士，待君丹墀侧。”意为：二位身尊体贵，乃黄金之躯，为何置身于这荒凉塞外？那京都云台宫中，有着石少饱学之士，排在皇宫红色的台阶侧，恭候着圣上的来临、赏用，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为朝廷排除边患？乔知之等人志向高远，富有文才，因远隔君恩，只能投身到荒远的边塞，其他朝臣却在宫中陪伴天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陈子昂对此深感不平，故有此感慨。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评论陈子昂说：“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馀波。独至陈伯玉，峍兀英奇，风骨峻上。”以此诗观之，此言极善。此诗先写峡口雄峻险要，继叙险不足恃，世事往复，再叹友人遭际，转切自然，层次分明，浑然一体，而语言古朴，风骨苍劲，景象雄阔，不愧为大家手笔。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