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这是一首描写离别情绪的小令,用代言体写男女离别相思,从语言、结构到音情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自从送别以后,心中万分难舍,一点相思之情,绵绵不断,不知何时能停止?作者以主人公——一名与爱人分离的女子口吻写来,直抒其缠绵的相思、真挚的爱情。曲从别后说起,口气虽平易,然送别的当时,既觉“难舍”,过后思量,心绪自然无法平静。说“相思”只“一点”,似乎不多,但又不知“几时”能绝。这就强调了别情缠绵的一面,比起强调别情沉重的那一面,似乎更合情理,此即所谓藕断丝连。“一点相思几时绝”是全篇的中心,它强调了别情的缠绵,使之成为全篇描写和抒情的基调,也使前三句显得十分形象。
“凭阑袖拂杨花雪”一句有二重意味:首先点明季节为暮春(杨花如雪)时候,此时节容易动人离思,句中或许还含有“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苏轼《少年游》)那种暗示别离情景的意味;二是点明处所系有阑干处,当是高楼;与此同时也就点明了女主人公是独上高楼,她在楼上站了很久,以致杨花飞满衣襟,须时时“袖拂”。
末尾三句“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分明是别时景象,它与前数句的关系不甚确定。可有多种解会。可作顺承看,女主人公既在“凭阑”,不免由望情人的去路而引起神伤,“人去也”是痛定思痛的口吻。另一种是作逆挽看,可认为作者在章法上作了倒叙腾挪,近乎小山词所谓“从别后,忆相逢”(晏几道《鹧鸪天》)的写法。两种解读都可以,就造就了作品的多义性和启发性,体现了作品之妙。
这首诗紧扣夜中小雨,以愁情贯穿全诗,它以夜长喻愁长,以小雨反衬愁浓,以雨停反衬愁深,结尾以“颠倒匡床嚣作结,把诗人的愁情推到高潮。诗不仅构思精巧,抒情亦有独特之处,情境交织,情随境移,寓情于朴实的语盲之中。
开头两句,点明雨夜,顿入愁境。短更长更,愁絮绵绵,更由短渐长,表明诗人孤愁萦怀,难以入眠已经多时了。三点两点,雨声零落,雨点由三到两,可见雨声愈来愈疏。三点两点的雨声,只有在更深夜静之时,不眠之人,才能听得见。入夜容易使人思绪万端,牵动愁肠,淅淅沥沥的雨声更使人愁上添愁,不堪其苦。第三句则把抽象的愁思具体化,说雨声不似愁思那样难断,正面说雨声,其实意落反面,侧写了愁思比雨声细密绵长,这比直接描写更富有表现力,使愁思具体可感,更深刻生动,此所谓“诗有正写不出,须用反击始透者”。如此绵密不绝的愁思,直教诗人无计可除,辗转反侧,不能安席。这时,月入窗棂,清冷幽绝的月光照着不眠的诗人,结语余音袅袅,回味不尽。
《高阳台》一调,音节整齐谐悦。此词开头“频听银签,重燃绛蜡”就是四字对句的定式。古代计时的器具,每过一刻时光,则有银签铿然自落。“频听银签”,一“频”字,可见守岁已久,听那银签自落声已经多次,说明夜已深矣。“重燃绛蜡”一句,说那除夜灯火通明,红烛烧残,一枝赶紧接着点上,使除夕夜的吉庆欢乐气氛,形象地勾勒了出来。一个“重”字,将时光的流逝,作者心中的慨叹,精当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到岁月流逝的不停息。韶华易逝,人又何堪?
“衮衮”二字,继以“惊心”,笔力警劲动人,与晏殊的词句“可奈年光似水声,迢迢去不停!”(《破阵子·湖上西风斜日》)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宵守岁已觉勉强,是睡,是坐,是饮,是止,词人心存犹豫。几番无奈,词人最后的主意是:洒是罢了,睡却不可,决心与梅花作伴,共作吟哦度岁的清苦诗侣。本是词人有意,去伴梅花,偏说梅花多情,来相伴我。如此可见用语精妙,而守岁者孤独寂寞之情,总在言外。
下片笔势一宕,忽然转向邻娃写去。邻家少女,当此节日良宵,不但彻夜不眠,而且为迎新岁,已然换上了新装,为明日春游作好准备。看她们不但衣裳济楚,而且,装扮首饰,一派新鲜华丽气象。写除夕守岁迎新,先写女儿妆扮,正如辛弃疾写立春先写“看美人头上,袅袅春旛”(《汉宫春·立春日》),是同一机杼。
写除夜至此,已入胜境,不料词笔跌宕,又推开一层,作者想象东风也被少女新妆之美而勾起满怀兴致,故而酿花蕴柳,暗地安排艳阳光景了。“勾引”二句为奇思妙想,意趣无穷。这样,词人这才归结一篇主旨。他以自己的经验感慨,现身说法,似乎是同意邻娃,又似乎是喃喃自语,说:青春美景岂能长驻,亟须趁此良辰,“把握现在”,从此“明日”新年起,即去尽情游赏春光,从残雪未消的楼台院落一直游到春日迟迟的园林胜境!
通览全词,上片几令人担心只是伤感衰飒之常品,而一入下片,则以邻娃为引,物境心怀,归于重拾青春,一片生机活力,才知寄希望于前程,理情肠于共勉,传为名篇,自非无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