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此词作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时清廷于中日战争中大败,作者借咏虫暗伤国事,故词中有“马邑龙堆”之语。
上片起首三句写虫鸣之地、之时。“古墙阴”,由宋姜夔《一萼红》起首“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三句化出。“萧飒”本为风声或雨声,如唐陈羽《湘妃怨》“萧飒风生斑竹林”,此处以之拟虫声,颇有新意。而“萧飒”一词亦有萧条凄凉之义,如唐杜甫《相从歌赠严二别驾》“成都乱罢气萧飒”,故此处是既写声音又写形势。第四句说虫是“西风身世”,秋虫和摇落西风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大概是因果报应吧,所以虫的鸣声才这样悲苦。可是这悲苦之音是不被人理解的,“谁念汝”三句写出虫鸣的不入时人之耳。可不,在“月满花香”的美好春日,怎会有你的哀鸣呢!“清商”指古乐府清商曲,曲调哀怨。此句是说秋虫只好孤独地谱写着清商曲调。而商声主西方之音,“清商”亦可指作为五音之一的商声,也就是秋声。上片末三句是说:可惜的是它只能在寒井边吟唱,红楼离得是那样遥远,这样悲哀的曲调是上不了排场的。
下片一开始承上片末三句写虫鸣的环境。“闲庭院,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除进一步写秋虫的孤独外,更写出它的清高。它不在污泥乱尘中栖身,也不凑红楼玉筝的热闹,甘在“闲庭院”洒一片充满感伤的秋声,这幕情景无疑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在内。“也知”二句是说玉砌雕栏虽好,但“心期先误”,亦即心中即使思念亦无缘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后作《虞美人》词,思念故国,有“雕阑玉砌应犹在”一语,况氏将“玉砌雕阑”用于这首词中,其中正有丰富的意蕴,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落叶空阶”一句是让步语气,意思是说:如果仅在落叶空阶之处听它吟唱,还不是最痛苦的。那么什么景象才更令人痛苦呢?“寒催堠鼓”一句引出下文,“堠鼓”指报警的鼓声;“堠”,土堡。结拍三句总领全篇,“马邑龙堆,黄沙白草”,都是指战场。“马邑”为地名,汉武帝用王恢计,伏兵于马邑旁,诱匈奴单于深入,欲擒之,单于发觉,事不成,见《汉书·匈奴传》。“龙堆”为沙漠名,《汉书·匈奴传》载扬雄谏书:“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这三句正是对上文“只落叶空阶,未是消魂处”的解答:如果秋虫是在战场上的黄沙白草之中鸣叫,那声音就更令人心酸了。此实暗写甲午之战的惨败,而作者的悲痛心情亦饱含其中。
南宋姜夔作《齐天乐》咏蟋蟀,云:“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寄托了身世之感。况周颐此词于寄托的手法上承继姜夔,但深沉的家国之恨溢于纸端,所感之大远过于姜词。况氏自云:“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叙其作词之感受颇为真切。即作词之时,人与物已亦此亦彼、融而为一了。此词寓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颇见出一个旧时代爱国者的拳拳之心,正不可以与一般咏物词仅寓小我之悲者等量齐观。
该诗一破常格,入笔即叙自己登临太湖的感受。诗人来到太湖岸畔,大约是在夜间。这片义师聚居的水泽之乡,一年来遭受清军的多次围剿和争夺,已变得何其荒芜;岸畔的村墟,长满了荆棘和木丛;惨淡的夜色中,时时如闻几多新鬼的哀哭之声!“登临泽国半荆榛,战伐年年鬼哭新”,这就是诗人向九泉下的故人所倾诉的感慨——时局是严峻的,义师的再起,正处在艰难而悲壮的环境之中。这样开篇初读似乎显得突兀,其实正显示了志士间相忆相念的不同凡俗之风:诗人知道,此刻亡友英灵最关注的,应该就是神州陆沉的时局,而不是多愁善感的往事重提。
接着两句,向亡友描述自己的生活景象:“一水晴波青翰舫,孤灯暮雨白纶巾。”作为暮府参谋,诗人白天常常侍从吴易,乘坐青翰大船,出没于晴光潋滟的太湖,巡视各处的防御,筹划破敌之策;在傍晚的雨声中,则常常头戴白纶之巾,挑亮一盏油灯,孜孜研读兵书或谍报。两句所展现的景象,虽有朝幕、晴雨的不同,而诗人那少年参谋的奕奕风采,则因了“晴波”“孤灯”的烘托,“青翰舫”、“白纶巾”的映衬,便意态潇洒地凸现在了诗中,流露了能为抗清事业效力的深切自豪之情。不过,从形象表现来说,这对仗工整、情景如画的两句描绘,更显得气韵生动。
在诗人参与吴易幕府之前,便已经历过松江起兵和吴志葵、鲁之屿的攻打苏州之役。可痛的是,这些难忘的起兵,均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溃败。诗人的复明壮志未酬,先就目睹了许多反清志士前仆后继、喋血国门的壮烈情景。当这些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时,诗人戚然而悲、啸叹不已!“何时壮志酬明主,几日浮生哭故人”二句,正以突发的啸叹,震荡了全诗,表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深切悲慨和痛苦。
但令诗人感到欣慰的是,此次义师的再起太湖,气象殊为壮观。沈泮、李势、周瑞、陈继等诸路义军,纷纷来聚,一时间声势大振。义师对付清兵,也采取了彼出我归、彼归我出的灵活战术,使敌寇只能望洋兴叹。接着便挥师东向,攻入嘉善、吴江,后“又与苏郡兵战于汾湖,斩获过当”(见王云所续《陈子龙年谱》,收《陈子龙诗集》)。这些振奋人心的喜讯,也是诗人急于告诉九泉之下的亡友的,并对抗清大业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反清的义师将会如潜龙一样,破浪而起,腾飞在万里云天。
此诗在战伐鬼哭、孤灯暮雨的悲凉境界中几经盘折,终于在结尾化作了充满信心的高唱。一位处在艰难境地中的少年,虽然历尽悲苦,仍能有此乐观的战斗精神——这正是“湖海多豪气”的夏完淳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