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作者来到未央宫殿的遗址,登上那高大的土台基,思接千载,自然想到了这座宏伟宫殿的营造者,那些辅佐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帝国江山的开国元勋们,尤其是被刘邦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即世称之为“三杰”者。此三人,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让不绝于粮道”,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被封公封侯。反思自己,宦途坎坷,如今“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而壮志未酬;张良和韩信,为刘邦开创天下,尽心竭力,建立殊勋,然而当刘邦坐稳皇帝之后,前者被迫急流勇退,后者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之中。想到自己“中年才过便休官”([双调]《水仙子》),又曾因上疏谏内廷元夕张灯事被迫弃官归去,如今虽接受朝廷任命,在关中救灾,但以后的情况又会如何,追忆历史,凭吊古人,想及现实,感念自身,让他“见遗基,怎不伤悲”,写得言真理至,水到渠成,深沉而自然。
下面“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二句,应颠倒一下先后次序去理解。作者登上未央宫遗址那高大的土台基之上,举目四望,心胸顿时为之开扩,刚才那种略带伤感的意绪倏然逝去。关中真乃帝王之乡,金城千里,三杰的英名和事业,好象使壮美的山河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向东望去,美丽的山川如在图画之中,向西望去,美丽的山川也如在图画当中,祖国的美丽山河,使诗人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作者仰慕三杰的英气长存,为河山生色,也就是仰慕三个人物的壮志与功业,这种仰慕之中自然也就透露出作者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结合作者在关中救灾时的勤政爱民诸事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更有根据了。
这支怀古曲由缅怀历史人物写起,缘事抒情,感情的旋律始抑终扬,先含蓄后明快,起伏跌宕,韵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