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的“粤人国”,本指广东,因秦末赵佗曾建南越国,封为南越王。赵鼎曾被贬至潮州,因此此处“粤人国”应指潮州。赵鼎在潮州五年,即绍兴十至十四年(1140-1144),至潮州时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故此诗应为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所写。
此诗虽题为《寒食》,但写的是从寒食到清明。前两联写的是当时民间风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记其时江南风俗:“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成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曲幽,亦青青可爱。……从人家上冢者……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冢者尤多”从此诗可得知,南宋时潮州民间在寒食节也有插柳的习俗,即使偏僻村落也不例外,只是没有禁烟寒食,而清明节却像东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一样携带女儿上山扫墓(即“上冢”)。
后两联在记事中寄寓抒情。颈联写所见:汉唐帝王的陵墓连粗粝的麦饭也没有人祭拜,而山溪野径之间开满梨花。尾联写所感所闻:我还是开怀畅饮吧,醉后卧倒在青苔之上,不必去管城头上傍晚吹起的军号。
通过清明郊游,作者悟得了不少哲理:权贵、富贵不过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人间确实永恒的、常新的。我还是得醉且醉吧,天下世事我不能管,也不必去管。这种心态看似消极,但却是作者当时处于贬谪逆境中的苦闷、痛楚心情的反应。
其实,赵鼎是不屈的。他在由潮州移吉阳军的谢表中曾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说:“此老倔强犹昔!”(《宋史》本传)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开篇突兀而起。紧扣题目,描写吞云楼的胜概。巍巍高楼,直耸云天,华美、壮观。第一句是作者站在远处仰望云端,直抒赞赏之情,是正面描写楼之高耸入云。第二句用对比手法,说吞云楼的雄姿胜概足以压倒武昌黄鹤山上的南楼。这个对比很巧妙,“南楼”是诗词中常提及的名胜,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是东晋声名赫赫的人物,拥重兵镇武昌,号征西将军。李季允身份、职务与庾亮有某些相近,作者言吞云楼胜压南楼,言下有李季允胜过庾亮之意,这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应酬之作中的常见现象。然而词人却不停留于一般的恭维,笔势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逆转:“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如此巍峨华美的楼,登临纵目,自然是赏心乐事;然而对李侍郎来说,重任在身,也没有观赏风景的闲情。李侍郎即使登楼,也是为了观察地形,然后独坐苦苦思索破敌大计,这又暗与当年庾亮登南楼的风流雅事对比,衬托出今日李侍郎的一片忧国忠心。
下面接着这层意思,进一步借楼写人。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位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地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楚地广阔的大泽)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在这首词中,戴复古更翻进一层说:“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登上这样的高楼,感到“胸吞云梦”,从这里北望中原,简直有气吞残虏(指金兵)的气概。从此句开始词的现实性逐渐显露出来,作者写此词决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它的雄伟或恭维楼的建造者,而是为了抒写登楼后“西北望神州”,胸中一腔收复失地的豪情。这里,作者巧妙地化用《子虚赋》语,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就写出它直入云霄的雄姿,更进一步传楼之神,楼之神即人之神,李侍郎及词人自己抗金的壮志亦可“吞云”。
词写到这里,已将“气吞残虏”的豪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突然文势作了一个大幅度的跌宕:“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词作于1221年,渡江已近百年,终于有了与金作战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可谓“百年一机会”,可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不能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举收复中原,眼见胜势渐去,英雄亦失去了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契机,所以词人不禁叹道:“人事恨悠悠”。
词的下片便是将景、情和历史陈迹融为一体,继续抒发“人事恨悠悠”的感慨。从吞云楼上放眼望去,江山胜迹,尽收眼底,望着远处的黄鹤楼想起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归结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感。那白浪接天的江中有一片绿地,正是鹦鹉洲。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汉代文学家祢衡在此作出文采惊人的词赋,而有“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之叹息。古人的流风遗韵,依稀还在,却已不可追寻。再向那黄鹄山下看,那里添了新景。郁郁葱葱的杨柳生长在旌忠坊岳王祠畔,在那烟笼雾罩之中,深锁着他“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及忠而见杀的遗恨,当年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收拾旧山河”,竟至饮恨惨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这等悲壮的事,生出无限感慨。借岳飞抗金宏愿实现作者自己壮志未酬之愁。直至今日,中原仍在陷落中,活着的人何以慰忠魂。因此词人又调转笔来,寄厚望于李侍郎“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了。同时作者又感到收复中原这项事业的艰巨,心生凄怆。还是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如果没有酒来解忧,秋风起时,真要愁得双鬓都变白了。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第一首,先以“万里江天”写大景、远景,后以“一村烟树”写小景、近景,大、小、远、近结合,又以“杳霭”“微茫”表现其烟雨迷蒙、云树苍茫的景象。仅用十二字,“米家山水”的气象、神韵已和盘托出。
三、四句倒装,既是表现对此画的观感,又是对此画艺术魅力的赞扬。因为所画者乃“茫湘奇观”,所以细观此画,恍如身在茫湘”;因为画里有水面无船,所以说“我”恍然之间已经身在茫湘,如果纵一叶扁舟“听雨”,该多好!可是呢,别的什么已应有尽有,就“只欠”一只小船。“只欠孤篷听雨”一句当然不是说没画孤篷是个缺点,而是用跳脱的诗句赞颂此画有“移情”魅力;又顺便补出一个“雨” 字,为前面的“香霭”“迷茫”点睛。
第二首一二句“淡淡晓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进一步为“万里江天杳霭,一村烟树微茫”补景。这么一补,江、天、树、村以及晓山、远水、平沙等,都迷蒙于云雾烟雨之间,因云雾烟雨的变化面“变态万层”,顿成奇观”。
诗人面对“茫湘奇观”,萌生了弃官归隐,徜徉于“茫湘奇观”之间的意念,写出了后两句:“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张志和的《渔歌子》,又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句。很明显,尤袤题画诗结尾两句中的“泛宅浮家”和“往来”“绿蓑”“青笠”,都取自张志和的言论和诗句,其借题发挥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说,他厌倦仕途,想学张志和做烟波钓徒了;然而弃官归隐,又有许多实际困难,两句诗以“安得”领起,表现了难言的苦衷。题画诗,也以“诗中有我”为高格。既展现《茫湘奇观图》的气象神韵,又自抒怀抱,二者妙合无垠,正是这两首题画诗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