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眼前依然一派繁华景象，但跟谁一起分享呢？元兵指日南下，大兵压境，人心惶惶，苦中作乐，苦何以堪？“月台”二句，描述在月光下，花丛中，台馆依旧林立，但已弥漫敌骑的漫漫的尘埃。“豪华”二句，谓昔日繁华尽逝，只有青山如旧。“钱塘”两句，谓钱塘江潮涨潮落仍象从前，似怨江潮无情，不解人间兴衰，

　　“万点灯光”，几句，笔锋一转，由室外之景转写室内。分别从灯光、玉梅、昭君三层落笔。元宵节又称灯节，往日火树银花，灯光锦簇。“羞”字用得好，谓“灯光”也以神州陆沉而权贵们仍沉溺歌舞为羞。“灯光”反衬亡国人的视角和心境。感觉“羞”的不是物，而是人，即作为观照者的词人自己。珠光宝气与万点灯火交相辉映，愈丽愈“羞”，良辰美景，风光不在。

　　“玉梅”两句，梅花凋残，春光不久。暗寓宋朝后妃当此国运将终之时，命运坎坷，怨恨至极。“昭君”两句，应当系喻指宫嫔。从后妃（玉梅）到宫嫔（昭君），都有末日将至之感。

　　“离愁卿寄，画楼哀角”则总括后妃、宫嫔，也包括作者自己。腹有满腔离宫之愁，只能寄托在戍楼传来的号角声中以“画”修饰戍楼，用华辞反衬；以“哀”形容角声，相反相成。幽咽角声，恰如为宋王朝奏起了挽歌。元宵佳节而以“哀角”作结，是伤心人的心声。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