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与体验，描述了康熙七年间发生在山东的大地震。文章记述地震的过程非常的清晰，从“声如雷”“几案摆簸”到“墙倾屋塌”“河水倾泼”，写出了地震由弱到强的过程，这是从物的角度描述。“众骇异”“相顾失色”到“男女裸聚”，从人的神态进行侧面烘托，写地震严重的程度。最后的耳闻，揭示出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并由此发出了“真非常之奇变”的感慨。
结构是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地震》的格局虽小，但所营造的结构却完整缜密，平整均衡，单纯精美。记事由隐入显，循序渐进，层层开拓境界，逐步创造高潮、首尾连贯完美，通篇委区尽态。结构的艺术处理，贵在线索的贯穿。它运用自如地按记述文的表现形式，以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把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组装起来，连动式地推到读者面前：
第一幅、烛前对饮图：闻有声如雷，众骇异，不解其故。
第二幅、室内，震荡图：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
第三幅、户外，大震图；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倒屋塌，儿啼女号。人不能立，随地转侧。河水倾泼，鸡呜犬吠。
第四幅、街上，男女裸聚图：竞相告语，忘其未衣。
第五幅、震后山河图：水井倾仄，楼台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
此外，尚有一幅联想到的地震之外的“狼口夺子图”。此图既如绘画，又若小说。
五幅画面，完整而形象地再现了一场怵目惊心的大地震的全部过程，正好表明地震发生(第一图)、发展(二图)、高潮(三图)、缓和(四图)、终结(五图)的程序。最后以联想方式出现的“夺儿图’’强化了第四图的思想。这里的文字都有极强的可感性与可绘性。
事出突然，事先没有征兆，只听得隆隆雷声，由远及近，人们惊异，但不知原因。一会儿，桌子摇动，杯子倾倒，屋梁有声，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惊失色，但不知何故。过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明白——地震了！才快点跑出来。这种描写是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一时惊慌失措，理性思维暂停的实际。以上是室内情况。
跑出屋子以后，首先看到的是大的建筑物忽起忽落，说明地表在上下颠簸。继之是听到房屋倒塌声、儿啼女号声。刚才是从屋里跑着出来的，所有没感觉到不稳。停下来以后，才觉得站立不稳，于是快点坐下，随地转侧。
此时，人惊恐万状，无暇交流情况。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地震停了，人们情绪稍有安定，这时，大家才有可能“竞相告语”，急于宣泄内心恐惧，抱团取暖，竟然忘了自己没穿衣服。情急下的失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在地震的当时，不可能了解其他地方情况。震情和缓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才互相探访，打听安危，于是外地情况不断传来，才有某处井倾侧，楼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的传闻。
写震前、震中、震后；写房内、房外、街上；写所见、所闻。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合情合理，井井有条，紧紧相扣，一气呵成。再现地震现场画面，非亲临其境者写不出。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之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此曲的开端，全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盖作者当时的感情澎湃，不可遏抑，于是脱口而出，不暇推敲，越去粉饰，越有真意；越少做作，越近自然，越能叩开人们的心扉。“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正是作者的“真”，正是作者“心头舌尖”必欲说出的一句话，因而在感情色彩上特别显得真实、强烈而深刻。“才”字极言欢悦之短促，“早”字极言离别之骤然，两句合在一起，正是古人所说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欢乐的相会遽然跌入无情的分离，作者“割舍”时的痛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痛煞煞”用口语，越是平易不加修饰，越见出感情的真挚。“好难割舍”四字，虽无人物形态、语言上的具体描写，却将两情依依、久驻难分的一幕，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诗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语言加工整形一番，不能热辣辣直诉肺腑，而这就是散曲的优势所在了。
化俗为雅，变熟为新，是作曲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支曲子的结尾，在极俗极熟的声口之后，继之以极雅极新的曲辞，使之“俗而不俗，文而不文”。“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固然是从宋人俞国宝的“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风入松》）的句意脱化而来，但比起俞作更富韵味，更具形象。作者在《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中有句云：“系行舟谁遣卿卿。”可知当初朱帘秀是乘着船来到此地的。如今，尽管难分难舍，她终于还是再一次跨上了行舟，船儿也终究离开了江岸。作者不忘叙出那是一只“画船”，因为只有这样的船只才能配合美人的风韵。“画船儿”是美的，可惜却越离越远了，而且作者觉得它载走了生活中的美，载走了希望，载走了春天。好像朱帘秀一去，春的温暖，春的明媚，春的生机和活力，都被那只画船儿载走了，于是作者的空虚寂寞、凄凉惆怅之感，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透露出来。末句“空留下半江明月”，进一步从眼下的留存来衬出失落的惨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许浑《谢亭送别》：“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关汉卿《四块玉·别情》：“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都是在离人远去的失落之后，借以眼前的景语，且都带有象征的意味。此曲也是一样，作者举目四望，只留下了江上冷清清的月影，在近处的波面上瑟瑟晃漾。“半江明月”除了孤寂感外，还有一种残缺感，它正是作者送别朱帘秀后的残破心灵的反照。
这首秋夜抒怀之作，具有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它没有用典，没有精美的名物，也没有具体的情事，有的只是一种顾影自怜，空诸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明白，却又令人低回与困惑。大约是词人后期之作吧。读这类词，最要玩味其中环境氛围的创造，和抒情主人公浅貌下的深衷。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开头两句是说，昨天夜晚，风雨交加，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飒飒的声响，窗户外传来了令人心烦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首两句写秋夜风雨，完全是白描化的。表面看来，风雨大作，怪嘈杂的，其实除了“飒飒秋声”外，此时更无别的声音，反而见出夜的寂静。令读者觉得其境过分清冷，几乎要倒抽一口冷气。此种词句，最见后主本色。
“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这两句是说，蜡烛燃烧得所剩无几了，壶中水已漏尽，我不停的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躺下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这两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这人物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他过于清醒，他熬到“烛残”，听得“漏断”（更鼓歇），可见是一夜未曾入眠了。这清醒状态的描写，正好逼出下片的感慨。另一个印象便是它方寸烦乱，“频欹枕”的“频”字，表明他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五内俱热。后来干脆不睡了，但内心仍不平静，表现在动作上便是“起坐不能平”。他到底为什么，这恰恰是词人不喜道破的。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两句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东逝，说过去就过去了，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以前荣华富贵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过片之后，全属抒情。这也许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人生感慨了，但对于不同的人，其中包含的人生体验之具体内容，则可以是各各不同的。此即《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后主词所以能引起后世众多读者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这两句中的“漫”（作空解）、“算来”，表现出一种空虚、疑惑、迷惘感，是很传神的。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末两句是说，醉乡梦里平坦，也无忧愁，可常去，别的地方不能去。主人公无法摆脱人生的烦恼，却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执着。最后两句，说穿了便是一醉解千愁，可词人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醉乡路稳”，则其反面是醒者行路之难，故云“此外不堪行”。
全词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李煜后期作品的特色：情感真实，清新自然。尤其是这首词，作者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明白写出，不假饰，不矫情，简洁质朴，有现实感，虽然思想情调不高，但艺术价值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