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这首《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载于《全唐诗》卷三六一。开头一、二两句,寥寥几笔,就把刘柳二人屡遭挫折的经历勾画出来了。对起述事,句稳而意深,为下文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可谓工于发端。
三、四句承上抒感,而用典入妙。刘禹锡初次遭贬,即谪为连州刺史,途中追贬为朗州司马。此时再贬连州,所以叫做“重临”。关于这次“重临”州政的状况,诗人巧妙地以典明志。西汉时有个贤相黄霸,两度出任颍川太守,清名满天下;而刘的“重临”,则是背着不忠不孝的罪名,带着八旬老母流徙南荒。这是积毁销骨的迫害。诗人通过“事异”两字把互相矛盾的情况扭合到一起,带有自嘲的口气,暗含对当政者的不满和牢骚。下一句,诗人又用了春秋时柳下惠的故事:柳下惠为“士师”(狱官),因“直道事人”三次遭贬黜,这里用以比作同样“三黜”过的柳宗元。同时也暗示他们都是因坚持正确的政见而遭打击的。用典姓切、事切,可谓天衣无缝。“名惭”,是对刘柳齐名自愧不如的谦词,表示了对柳的敬重之意。
第三联五、六两句,将笔锋从往事的萦回折入眼前的别况。“归目并随回雁尽”句,把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分手时的情景描绘得多么有情有致:两位迁客并影荒郊,翘首仰望,他们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北回的大雁,一直到雁影在天际消失。一个“并”字,一个“尽”字,写得十分传神,把他们共同的望乡之情极为凄惋地传达出来了。“愁肠”句,从张说“津亭拔心草,江路断肠猿”诗中化出。心已伤楚,更不堪断断续续催人泪下的哀猿悲啼。诗人以“回雁”、“哀猿”衬托别绪,诗境也变而凄厉了。这等地方,正是作者大力经营处,真足以摇荡人心。
“桂江”两句,设想别后,以虚间实,笔姿灵活。“桂江”和“连山”并无相连之处,因此这里并不是实说桂水东过连山。下一句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东西远隔的两地联系起来。原来连接双方的,正是山水相望、长吟远慕的无限相思呵。“有所思”,也是古乐府篇名,这里出现,语意双关。最后两句,一纵一收,转折于空际,挽合十分有力。其技法与杜甫的“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秋兴八首》之六)相似。不过杜诗抒发的是个人对云山万里的故国的怀念,这里则用“相望”二字,把这一对志同道合又遭隔别的友人的生死不渝情谊,从彼此两方写出,与杜诗不尽相同,而有袭故弥新之妙。寄离情于山水,同怅望以写哀,词尽篇中,而意余言外,既深稳又绵渺,不愧大家笔墨。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