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是篇游记。此记将两次游赏大龙湫所见揉合于一文，一值秋霁，一当冬旱，瀑布的景色不同，亦各有情趣。初游，作者从远处听到湫水骇人的洪大声音着笔，到形如大柱、屏风的巨石，故作曲折跌宕，而突然倾出如雷霆、暴雨、从天迸落的大瀑布，风骤水飞，气势如万马奔腾。再次游，作者笔下的情调，如缓韵轻歌，绘瀑布只丹青数笔，而以水在石上映红、斑鱼、黄猿、苍林、落叶，映衬大湫的溢如苍烟、鸣声壮急之美。全文文笔潇洒俊爽，平叙中有突兀，轻淡里着色彩。终篇以明月如故人作结，情趣盎然。
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描写作者在秋冬两季游大龙湫的见闻。
第一部分写其初游时的感受。在这一段中，作者具体描写沿路的见闻。其写水声之大，撼人心魄，与苏轼的《石钟山记》中“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的写法相似。只是苏文是实写，而此处则是虚写，借水声之大来渲染水势，以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接着又从视觉的角度对沿路山景进行描摹，种种奇山异石令人目不暇接。作者用新奇的比喻为奇异纷披的山石传神写照，描写颇为精彩。人俯、相倚、大楹、屏风、蟹螯等，巧妙地表现出了山石的千姿百态，而且动静相间：“作人俯势”是动，“如大楹”是静；“两股相倚立”是动，而“其颠谽谺，犹蟹两螯，时一动摇”则为静中之动。动静相间，所表现出的意象更为纷繁多姿。
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对大龙湫进行侧面的烘托之后，就对瀑布进行直接描摹。先极写瀑布之高，仿佛从天而降，再状瀑布的夭矫凌空之态，然后写它迸落深潭，发出如殷殷雷声般的震耳声音：视角自高而下，由仰望至俯视，极有层次地写出了眼前瀑布那种盘旋飞舞，轰然迸落的神姿。“震霆”二字，极言瀑布落深潭时轰鸣声音之大。瀑布凌空飞下，激起横射的山风，水沫随风飘洒，犹如暴雨骤至。这是瀑布将落未落时的雄伟气象。
接着写瀑布入潭，用一“捣”字，非常传神地表现出瀑布的雄劲之势，体现了作者炼字之精。瀑布捣入深潭，轰鸣声犹如万人奋击鼙鼓那样惊天动地。先写瀑布，继写水声，仍是从视听两方面落笔。水声给作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文中先后三次予以强调：先是“闻大声转出谷中”；继而亲临其境，感受到它“如震霆”、如“万人鼓”那样雄壮；最后又以“人相持语，但见口张，不闻作声”来进行反衬和渲染，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大龙湫飞瀑的磅礴气势。
以上所写，是作者追记初游龙湫时的见闻，描绘了秋雨霪霪的雨季所见到的大龙湫奇景，下面则转而描写旱季的大龙湫。雨季的大龙湫，其基调是“雄奇喧腾”，而旱季大龙湫的基调则是“明丽幽静”。瀑布不再是那种夭矫凌空、声震山林的雄姿，而是呈现出“渤渤如苍烟，乍小乍大”的飘缈变幻之状；水声也变得回环潺谖，需要走上邻近的石桥，方能聆其清音。虽然不复能看见雄奇之景，却别有一番情趣，吸引游人留连忘返。这一段，侧重描写大龙湫四周的景物，与上一段突出描写瀑布本身不同。这里作者描绘出一幅明丽幽静的画面，以展示大龙湫旱季的美丽。
围绕着瀑布，他从动静两方面来写景：潭上清石与水气相映，红如丹砂；山石之间树木葱茏，碧绿细润，如翠羽凫毛。红绿两色，交相映衬，使这些静态的景物，更为生色。又以鱼和猿两种动物来写这里环境的自在悠然，远离尘嚣。鱼的闲暇逍遥点出山中景致令人心情怡然，同时也写出了潭水的清莹透澈。猿猴“窥人而啼”这一场面，着力渲染的是山中的静谧。猿猴啾啾而啼，更打破了山中的岑寂。作者承袭前人以声写静的手法，通过动静两组画面的相映照，突出了旱季大龙湫清雅如画的美。面对这样的美景，作者的游兴到薄暮还未尽，直至月出东山，依然徜徉在洒满月色的曲径上。这是诗的意境，诗意盎然的结尾，使文章余味无穷。
这一篇游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记叙了两次游历，通过不同季节的所见所闻，全面地展现了大龙湫的风姿。二者互补，将大龙湫的奇伟变幻尽收笔下；二美合璧，将大龙湫的奇丽景象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在结构上通篇用对比法：上一段写大龙湫的雄奇喧腾，展现出的是壮美的画面；下一段写大龙湫的明丽幽静，展现出的是优美的画面。雨季出游，着重写沿途的见闻及瀑布的磅礴气势；旱季重来，着重写瀑布四周的景物。上一段的描写是线状的，下一段描写是点状的。上一段详写的，下一段则一带而过；而上一段所略者，下一段则工笔细描。犹如秋冬两季大龙湫景色的不同一样，文章的上下两段也迥异其趣，充分体现出作者文笔的腾挪变幻之妙。
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这首诗以清新明快的笔调，出神入化地描写了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旖旎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前两句写自然景象。“绿”，写树木葱郁，“白”，写水光映天。诗人从视觉角度着眼，描绘出明丽动人的山水色彩。第二句不仅以烟喻雨，写出了江南梅雨特有的景致，而且以催耕的鸟声，平添了无限的生机。后两句写农家的繁忙。“乡村四月闲人少”一句，绘尽农家四月人繁忙的景象；而第四句以“蚕桑”照应首句的“绿遍山原”，以“插田”照应首句的“白满川”，一个“才”和一个“又”两个虚字极富表现力，不言“忙”而“忙”意自见。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山原，山间原野。白，白色，指水。川，河流。子规，大杜鹃，又名“布谷鸟”，夏时各处飞叫，声如“快快布谷”，有催促农事意。雨如烟，指毛毛细雨，轻如烟雾。意思说：初夏季节，江南的山间原野，到处绿油油的，满河的流水，映着天光，白茫茫一片。在如烟似雾的细雨中，杜鹃鸟不时地鸣叫着，催促着农事。这两句写自然风光。前句是静景，有山原有河水，一“绿”一“白”，色彩明丽；后句是动景，有子规的鸣叫，有细雨的飘洒，情意绵绵。并于景物描写中，暗示出农事正忙。山原绿遍，草木葱茏，桑叶也当肥嫩，河水涨满，细雨如烟，恰是插秧的好时机，更有杜鹃鸟热心地鸣叫催促，人们怎么能够停闲呢？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后两句歌咏江南初夏的繁忙农事。采桑养蚕和插稻秧，是关系着衣和食的两大农事，现在正是忙季，家家户户都在忙碌不停。对诗的末句不可看得过实，以为家家都是首先做好采桑喂蚕，有人运苗，有人插秧；有人是先蚕桑后插田，有人是先插田后蚕桑，有人则只忙于其中的一项，少不得有人还要做其他活计。“才了蚕桑又插田”，不过是化繁为简，勾画乡村四月农家的忙碌气氛。至于不正面直说人们太忙，却说闲人很少，那是故意说得委婉一些，舒缓一些，为的是在人们一片繁忙紧张之中保持一种从容恬静的气度，而这从容恬静与前两名景物描写的水彩画式的朦胧色调是和谐统一的。
这首诗语言明快，格调轻松，形象鲜明，读来朗朗上口，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它把自然之美和劳动之美和谐地统一在画面里，流露出作者的赞美之情，也使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劳动的乐趣。